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高铁技术快速站到了世界前沿，实现了由“追赶者”到“引领者”的历史性跨越。高铁对国家政治、经济、国防安全、人民生活等方面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高铁开创中国经济新纪元，加速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高铁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载体，中国高铁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加速器”。

 

　　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突破和自主创新的标志性成果，高铁已成为中国新的“外交名片”和“形象代表”。中国高铁工程经验、技术力量、标准都是完善的，不仅可以满足国内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需要。高铁在中国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益，高铁项目对非洲、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都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我国高铁“走出去”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条件和优势。

 

　　一方面，随着资源环境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重视，以“环保、低碳、节约”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世界各国都将“低碳、节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而高铁的建设与运营符合这一发展理念。近几年尽管全球经济不景气，但轨道交通装备行业还是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产值从2010年的1310亿欧元增长到2012年的1430亿欧元、2013年的1620亿欧元。未来每年还将有3.4%的年平均增长率，预计到2018年，全球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产值还将突破1900亿欧元。国外不少国家加快了高铁建设步伐。

 

　　另一方面，从我国高铁所处的发展状态来看，有着明显的技术优势、成本优势、建造优势以及资金优势等，完全有能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全世界树立和打造优质、先进的“中国高铁”品牌。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交往需要更加顺畅的国际大通道。目前中国跨境铁路的不足之处在于：线路少和速度慢。中国通向中亚和欧洲的跨境铁路主要有：北京与莫斯科的跨境铁路、新疆阿拉山口与哈萨克斯坦相连接的跨境铁路、北京至汉堡的国际集装箱货运铁路。这三条铁路的局限性非常明显，耗时太长和运能的缺乏，远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大力发展途经中国的跨境高铁，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而言十分必要。

 

　　从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上来说，中国非常需要打开跨境通道。由于地理位置的局限，中国广阔的西部经济无法发挥国际贸易优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通不便，既是中国能源进口的瓶颈，也是西部大开发的瓶颈。

 

　　中国与周边国家高铁系统的建成，必将对中国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产生大的转变。西部大开发将获得巨大的动力，新疆将成为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相连的国际大通道，而云南将成为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交往的国际大通道。跨境高铁的建设还将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增强。正如瑞典学者卡尔森（Carlzon）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道：“如果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那么今天投资高铁的决定，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决策之一。”

 

　　积极提升中国高铁产业经济，拓展其在海外市场上的占有率。目前与中国洽谈高铁输出方案的国家高达20多个，交易结算模式多样化成为其特点。在系统输出层次，中国正与二三十个国家洽谈高铁合作。

 

 

　　制定高铁走出去发展的总体战略。高铁走出去是一个长期的国家战略，必须统筹兼顾，多部门合作，共同努力。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加强高铁走出去的战略谋划，明确战略路径。在国家“走出去”的整体战略框架内，明确高铁“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细则。建议国家层面结合当前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外交战略、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所在国市场规律，明确铁路及高铁“走出去”重点区域、国家、项目，并制定指导细则。

 

　　明确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最高境界就是中国标准的输出，因此必须考虑整个高铁走出去中孰先孰后的秩序问题。另外，明确获利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目的之一。高速铁路具有初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慢等特征，高铁走出去必将面临不同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等复杂的外部环境，因此必须探讨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投融资问题，积极创新海外高铁项目投融资模式，根据海外高铁项目的不同情况设计不同的投融资方式，以保证高铁建设资金的供给、回收和利润的获得。

 

　　国家建立高效协助机制，鼓励企业联盟“走出去”。国家相关部门出面整合高铁装备资源、建设资源、金融资源等，形成“企业联盟”共同协助实现国际市场战略。在这战略过程中，政府要建立长期、持续、创新、健康的互相协助机制，使企业能够自然地发挥各自优势，更加紧密的合作，实现共同利益效应。

 

　　提供重点项目前期资金支持，完善资金筹集和融资风险分担机制。一是整合包括援外资金、外储资金等在内的现有资源，设立高铁“走出去”专项基金。二是准许金融机构恢复和新设立一些金融品种以专项支持高铁“走出去”。三是给予中信保专项风险限额及配套政策，降低中信保承包成本，保证中信保支持力度。

 

　　出台系统措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企业融资成本主要为银行利息及中信保保费。对银行，以外储提供廉价资金来源、实行差别化资本占用政策措施，将银行筹资成本降低至至少与国际一流大行相当水平；对中信保，给予专项特殊政策，鼓励中信保创新保费较低、支付方式较灵活的专项保险品种。

 

　　产学研合作，全面完善和保持技术优势。产学研合作是我国高铁能够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实施高铁走出去战略，我们要继续发扬这样的合作模式，一方面保持我们在这些关键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另一方面，加大对一些尚需进一步完善的技术如制动和信号系统方面的科研投入的力度，争取所有关键技术都达到和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可以考虑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大学或者研究院成立国家“国家高铁中国标准研究试验中心”，进行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方面的集中研究，建立验证平台，完善标准体系，并推动其成为国际标准。

 

　　加强战略研究和政策引导，为高铁走出去提供支撑。高铁走出去，看似是一个技术和经济的问题，其实牵涉到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多个方面。可以考虑成立“国家高铁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心”，主要开展中国高铁国际化战略研究，为中国高铁走出去，国家战略提供决策咨询；开展高速铁路国际工程管理与运营服务等研究，适应国际铁路市场需求，大力培养多层次、多类型的国际化人才；推动中国高速铁路文化建设，为打造中国标准高速铁路国际品牌，提高国际认可度，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等工作服务。

 

　　中国高铁“走出去”，需要在充分把握有关国家客观实际的基础上，着力推进对外合作的模式创新和途径创新，形成有利于双边共赢的合作机制，有效提升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以中国高铁“走出去”为契机，以打造“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依托，推动中国产业集群式“走出去”，推进工程输出、劳务输出、技术输出、服务输出、理念输出、标准输出、平台输出等之间的深度融合，培育“中国创造”“中国服务”“中国标准”等中国品牌，实现“走出去”由工程建设、生产成本等传统优势向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标准等为核心的新优势转变，使中国高铁“走出去”真正成为入乡随俗、落地生根的“走进去”。

 

　　（作者 贾世瑞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