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旬，笔者陪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摄制组采访杭州的来小兰女士，了解到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来女士的父亲来者佛，是茅以升先生当年建桥时的助手之一，他用数十年积累的钱塘江水文资料，帮助茅老攻克了钱塘江潮汐难题，是建桥时名副其实的“水文参谋”。
               
    茅以升在解放后撰写的《钱塘江造桥回忆》一书中说，钱塘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世界上最汹涌澎湃的钱江潮，上千年来从无人敢在上面建桥。杭州民谚也用“钱塘江造桥”来形容不可能办成的事情。
               
    1935年4月1日，大桥正式开建，但因缺乏对变幻莫测的钱江潮的了解，工程接二连三遭遇挫折：先是打桩机船“多德号”因台风沉没，继而一只600多吨的沉箱被“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冲得在桥址上下游10多公里的江面上来回“游走”。茅老描绘道：“在4个月内，沉箱似脱缰野马，乱窜了4处之多。外界不明真相，说钱塘江果然厉害……甚至认为有鬼，要包商烧香拜佛!”
               
    这时大桥开工已半年多，因缺乏翔实的钱塘江水文资料，屡遭各种困难，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展，时任铁道部政务处长的曾养甫，甚至一度急得要与茅以升一起“跳江”。
               
    当时年富力强的萧山小学教员来培淇，从小生长在钱塘江边的萧山，经常用笔名来者佛为本地一些媒体写稿。钱塘江大桥动工后，来者佛非常关心，但苦于无缘认识茅以升。为引起桥工处和茅以升的注意，来者佛在《浙江新闻》报上连续发表了7篇《钱江水势与钱江大桥关系———深望水利当局与桥工委员注意》的系列文章。当茅老读到《钱江水系源流》《今昔江流地带》《江沙淤积原因》《冲刷程度我见》《桥墩阻流力量》和《补救方案陈述》等文章时，喜出望外，当即请来者佛先生加盟桥工处，担任南岸沉箱工地监工。
               
    在来者佛的帮助下，茅以升很快了解了钱江潮的基本规律，并巧借威力无穷的钱江潮来加快工程进度：等候潮汐来临时，工人们利用潮汐之力浮运沉箱；利用潮汐落差，把16孔长67米、宽6.1米、高10.7米的钢梁，分别架在两条船的塔型木架上，在落潮时浮运到桥墩下，涨潮时，排尽船舱中预存的水，借潮水浮力，把每孔260多吨的钢梁稳稳架设到桥墩上。在当时无大型起重设备的条件下，16孔钢梁就是如此巧借潮汐之力一一安装到位的。
                
    茅以升对来者佛颇为信任。大桥建成未及一月，日寇南侵的铁蹄已日渐临近，桥工处接到南撤命令，茅以升把装有建桥资料和银元的18只藤箱预先存放在南岸来者佛家，一直到炸桥那天才装上军车。

    大桥通车后的第89天，茅以升忍痛指挥引爆早已预埋在14号桥墩上的炸药，把10、12和13三孔主梁炸入江中。
               
    抗日战争期间，来者佛受茅以升委托，用当地人身份作掩护，带着10多岁的长子来兆民密切关注大桥情况，并写成《敌伪对本桥之动态》，辗转送到在后方的茅以升手中。来者佛还把几份建桥技术资料和证章、袖标等装入竹筒，用蜡封口后藏匿地下。
               
    抗战胜利后，来者佛又协助茅以升参与了大桥修复。茅以升在《钱塘江工程记》一书中评价他：“在此期间无假期、无昼夜，在事员工……悉力奔赴，艰危不辞。……监工来者佛……均始终其事，各有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来者佛先生因病去世，来兆民则进铁路当了火车司机，后在福建的永安机务段退休。他精心保存了不少父亲留下的与大桥有关的遗物，他去世后，这些遗物托付给了65岁的来小兰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