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正的铁道游击队（上）

　　1945年10月，山东枣庄和临城日军千余人向一支不足百人的抗日游击武装投降，这是有史以来军事受降中十分罕见的一幕。

　　这支由铁路工人、小摊贩、矿工和流浪者组成的非正规部队，战斗在津浦铁路兖徐段和临枣支线上，舍生忘死，在铁路线上与日军周旋了7年之久，这支部队人数最少时10余人，最多不到400人。 它自1939年在情报站基础上创立到1946年编入主力部队，在敌人的心腹地区坚持战斗达8个年头。8年中，他们以山区主力部队为后盾。以微山湖为依托，在铁道线及其两侧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精彩悲壮的抗日史剧。具有传奇般经历的铁道队英雄们，人民群众称之为能飞檐走壁的"侠客"， 日伪军称之为能从天而降的"飞虎队"，八路军首长称之为插入敌人心脏的"怀中利剑，袖中匕首"。他们就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原型，中国人心目中的抗日英雄。

　　在战争年代，铁道游击队的正式名称叫"鲁南铁道大队"。著名小说家刘知侠以鲁南铁道大队事迹为素材创作的小说，1945年首次在《山东文化》上发表时，便冠以《铁道队》之名。建国后刘知侠改写此书时，为点明这支武装的战斗性，才在出版时加上"游击"二字。小说面世后，立即引起广大读者强烈共鸣，并先后被翻译成俄、英、法、日等八国文字流传海内外。特别是经过以该小说为蓝本改编的连环画、电影、电视剧等媒体传播，铁道游击队之名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以至人们见着现实生活中的原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志胜，都不约而同地称他为"王强"，而对他的真实姓名却鲜有人叫。就连枣庄，这个以盛产优质煤炭著称的中等城市，其煤城称号亦不如"铁道游击队故乡"之名传得更远。 《铁道游击队》中的原型人物是谁?他们又做了哪些惊人的事迹呢?

　　一、情报站聚义--铁道游击队光荣诞生

　　枣庄，素有煤城之称，早在唐宋时期便有人家在此地依几棵老枣树而居，开展采煤活动，并由此形成村落。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煤价逐渐上涨，枣庄地区的煤田由手工作业过渡到机器开采，产煤量大幅度提高。资本家为运销煤炭相继铺设了临(城)枣(庄)铁路支线和枣(庄)台(儿庄)、台(儿庄)赵(墩)铁路支线。这样，枣庄的煤炭便可西通津浦铁路，南运京杭大运河和陇海铁路，加之煤质盛美，供不应求， 开矿的资本家个个"勘与王侯埒富"。但是，他们的金钱财富都是用煤矿工人的血汗浇铸而成。大批失业工人衣食无着，流浪街头，情急之下便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吃上了"两条线"(铁路)。通过长期磨练，他们从奔驰的火车上飞下飞上，如履平地。不管火车上有什么货物，只要他们能掀动，就掀下去换钱。洪振海、王志胜、刘金山等便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当然，他们往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如被路警、车警抓住，轻则一顿毒打，重则坐牢砍头。 可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又不得不铤而走险。

　　1937年秋，共产党员朱道南在邹坞义旗一举，便吸引了数百工人、农民。第二年5月，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便聚集枣庄地区的几点星星之火，在滕(县)峄(县)边山区墓山成立了由我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洪振海、王志胜也毅然参加了这支队伍。新成立的义勇总队遭到国民党反共顽固势力围攻，被迫于1938年7月转移到抱犊崮山区东部的大炉、车辋一带活动。

　　日本侵略者对枣庄的优质煤早就垂涎三尺，1938年3月侵占枣庄后马上强迫工人下井，进行掠夺性野蛮开采。从1938年至1945年日军总计从枣庄煤矿盗采原煤12948．9吨，其中大部分被运往日本。为确保长期掠夺枣庄的煤炭，日军派重兵驻守枣庄，在枣庄修筑大兵营，驻扎日军独立步兵营第194大队，还先后建立了宪兵队、警察局、宪兵分遣队、矿警队、剿共班等军队和特务组织。宪兵队是控制枣庄地区的中枢机构，队长为守岛，直属驻济南的1415部队长村上领导。日军除利用各种武装组织镇压当地抗日军民外，又组织了诸如"新民分会"、"维持会"、"商会"等民间伪组织进行欺骗性宣传，搞"大东亚共存共荣"，推行所谓"爱护村"和保甲制，以强化其对枣庄的统治。日军在枣庄的另一统治特点便是利用开设"商团"、"洋行"、 "米面代销点"等商业机构搞特务活动。他们在这些商业机构中安插便衣特务，搜集我党我军情报，同时跟踪我地下党人的活动，暗杀和逮捕我抗日军民。此外，驻枣庄的宪兵队、矿警队和步兵大队还经常单独或联合临城、峄县、费县等地日军，出城进行大规模"清剿"和"扫荡"，给我山区抗日军民造成严重威胁。日军为彻底切断枣庄与山区的联系，在通往山区的交通要道梁庄至北庄之间及渴口至北山之间设置两处关卡，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山区抗日部队由于得不到枣庄日军活动的情报，数次与日军遭遇或被日军突然包围，致使部队情绪和战斗力都受到影响。为扭转被动局面，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领导决定从部队选派精悍人员打入枣庄，建立秘密情报站。在研究人选时，总队领导不约而同地选中了三大队三中队一排长洪振海和三排长王志胜。这二人在枣庄土生土长，人熟地熟，有利于隐蔽自身和情报的搜集、递送。

　　1938年10月的一个夜晚，经过短期特工培训的洪振海和王志胜，带着总队领导的嘱托和期望悄悄潜入枣庄。他们以枣庄火车站西侧的陈庄为基点建立了秘密抗日情报站，洪振海任站长。洪振海，1910年生，自幼与好友王志胜一起在枣庄捡破烂、拾煤核儿。当过矿工、会开火车，并练就一身飞车功夫，称"飞毛腿"。他为人豪爽义气，爱打报不平，虽脾气暴燥，但他的侠肝义胆却折服了众多伙伴的心，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洪哥"。这次回枣庄搞情报，他和王志胜重操旧业，联络从前一块吃两条线的弟兄，夜晚从日军的火车上扒煤炭，白天卖煤。他们利用这一职业掩护，千方百计搜集枣庄日军的部署、出动等情报，有时为了摸清敌人据点内部的情报，就冒着生命危险到据点里给敌人出苦力。日军在枣庄开设的"正泰国际公司"(群众称为"洋行")是一个以经商为掩护的特务机构，为摸清洋行内部特务活动情况，洪振海决定派王志胜打入洋行。王志胜，1911年生于枣庄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与洪振海是好朋友。他为人憨厚，善于交往，遇事大胆果断，沉着冷静，往往能从危难中化险为夷，素有"福将"之称。他以搬运工身份打进洋行，果然不负众望，很快便查清了洋行及其特务活动情况，并及时将情报送给洪振海， 洪振海再转交给交通员刘景松，由刘景松设法送往山里。洪振海在外面又相继发展了数名正式情报员及几十名外围人员。在这些人员中有铁路工人、煤矿工人、黄包车夫、家属小孩及部分日伪人员。敌人一有增兵或调动，山里部队便可及时得到情报，提前转移，不仅使敌人的"扫荡"数次扑空，有时总队还能在半路伏击外出"扫荡"的日伪军，1939年8月，王志胜见正泰国际公司警戒较松， 便建议铲除这个特务机构。洪振海、王志胜等3人乘夜摸进洋行，将三名掌柜毙二伤一。第二天，王志胜照常去洋行上班，见三掌柜金山正躺在血泊中呼救，便打电话叫来医生。王志胜不仅末被敌人怀疑，反而因对金山有"救命之恩"被升为班头。

　　1939年10月，王志胜在为日军运货时发现有部分武器被装上火车，准备运往临城。他悄悄地在装武器的车厢上作了记号并马上找洪振海商量，打算把这批武器截下来。经过一系列周密准备，晚上9点左右，火车刚开出枣庄站，洪振海和曹德全便跃上火车，待火车行驶到王沟西侧的预定地点时，他们将包扎好的二挺机枪、12支马大盖步枪和两箱子弹掀下火车，早就埋伏在那里的王志胜等人马上将武器弹药运往蔡庄赵永泉家的地瓜窑里，并通知义勇总队派人取走。这便是人们广为传送的"飞车搞机枪"。

　　1939年秋，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部分主力挺进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亦被改编为八路军苏鲁支队，鲁南抗日斗争形势大有好转。支队领导指示洪振海，在继续搞好抗日情报工作的基础上 筹建抗日武装。这时情报站除洪、王二人外，又发展了赵连有、 徐广田、赵永泉、李荣兰、王志友、曹德全六名骨干情报员，为隐蔽身份，必须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掩护，一番讨论之后，他们认为开炭场子最合适：一是所经销的煤炭不用花钱买，二是炭场子可容纳多人，有利于集体行动。经过积极筹备，"义合炭场"于 1939年11月正式挂牌开业，洪振海任经理，王志胜任副经理。因炭场子由八名情报员合"股"开办，故又称"八大股"。他们白天表面上忙忙碌碌做买卖，实际上都在千方百计地搜集敌人情报。到了夜晚，多数人去搞日军掠夺的煤炭，少数人将搞到的情报秘密送往山里。由于他们做的是无本生意，利润当然也是很可观的。他们将赚来的钱除上交苏鲁支队和自己花销外，还买了两支短枪。枣庄的日本特务尽管猖狂，八方搜集我方情况，但对洪、王的活动却毫无察觉，曾被王志胜"救"过命的金山见到王志胜后，还竖起大拇指说："王的，发财大大的!"在开炭场子的当月，洪振海便秘密组织了一支有11人参加的抗日武装，取名为枣庄铁道队，公推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赵连有为副队长。随后他们又将建立武装的情况上报苏鲁支队，请求支队委派政委。1940年2月，苏鲁支队正式将铁道队命名为鲁南铁道队，并派杜季伟任鲁南铁道队政委。杜季伟化名刘鹤亭，公开身份是"义合炭场"的管帐先生。从此，这支小型抗日武装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成长起来。

　　二、飞虎队传奇--铁道游击队茁壮成长

　　杜季伟，1911年生，山东省苍山县人。1933年临沂乡师毕业。1938年初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到铁道游击队前是苏鲁支队二营副教导员。他文化水平高，组织能力强，能歌善舞，常自编自演一些文艺节目活跃部队，是一名优秀的基层政工人员。当铁道队要求派政委时，支队领导就把这一重任交给了他。

　　刚刚成立的鲁南铁道队，共有11名成员，两支短枪。队员多数来自于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他们饱受资本家和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和奴役，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但长期的"偷"、"抡"、流浪生活，又使他们染上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散漫作风。在他们身上既有行侠仗义、除强扶弱、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一面，又有打架斗殴、歪戴帽子斜楞眼，不骂不说话及赌博、抽大烟等流氓无产者习气的一面。即便是身为一队之长的洪振海，也主要是靠江湖义气和个人威望来领导这帮弟兄。当时在铁道队里流传着这样的口头语：洪队长讲话，连熊带骂。

　　如何将这支仅具雏形的松散队伍培养改造成一支能在敌人心脏纵横驰骋、有战斗力的精悍武装呢?杜政委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特别沉重。他上任后，笫一件事便是按山里八路军的作风条例为铁道队制订了纪律和规范。但是队员们却不买他的帐，就连开个会也集合不起来人，往往是洪队长连熊带骂地把人召集到一起，而队员们对杜政委说教式的讲话根本听不进去。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调查，杜季伟认识到：将管理正规部队的那一套原封不动地搬来管理铁道队是行不通的，必须根据铁道队的实际情况进行循序渐进的说服教育工作，且方法上要灵活多样，不能动不动就开会。可以把需要开会讲的内容放到个别谈心里去说，反正铁道队人也不多，何必摆出一副政委架式去教训人呢?此后。杜季伟就特别注意和队员们在生活上打成一片，看到他们喝酒就跟着喝几口，在喝酒中讲山区八路军的艰苦生活；看到他们打牌，就凑上去来两把，在打牌中讲山区八路军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知道到他们去嫖妓，就和他们讲山区八路军的严明纪律。杜政委见队员们不仅听得津津有味，有人还感动得掉下泪来，于是他趁机说："我们也是八路军，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我们肩上担负着特殊而光荣的使命。没有严明的纪律，万一出了事，牺牲自己事小，完不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有何脸面去见山里的老大哥呢?"这些血性汉子最怕人瞧不起自己，听了政委一席话，个个都表示一定要改掉自己身上的坏毛病。杜政委就势引导大家建立了"戒烟戒酒理事会"，部队作风从此有很大进步。当然，想让他们一下子改掉多年养成的坏习气也是不现实的，只能随时发现随时说服教育，一般情况下队员还是能够知错就改的，但也有例外。有一次队员徐广田外出执行任务不利，烦恼中喝了一肚子闷酒。回队后杜政委见他满身酒气，就批评了他几句。徐广田本就窝火，经政委一批评，顿时酒力上涌，顺手抓起一根树枝， 照政委身上乱抽一气，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你算老几?敢管我！" 杜政委身上虽被抽得鲜血直流，可他并不还手，只说了声"广田， 你喝醉了"，就让人扶他休息去了。徐广田酒醒后非常后悔，要给政委磕头赔礼，政委抓住徐广田的手说："知错能改就是好兄弟。"徐广田当众发誓说："奶奶的，我今后再也不喝酒啦！" 杜季伟经过两个月的考察与培养，先后吸收了王志胜、赵永泉、徐广田、曹德清等人加入中国产共党，并建立了党支部。共产党员成了铁道队的中坚力量，队员中打架斗殴、吃喝嫖赌现象大大减少。

　　1940年4月，炭场子的规模不断扩大，由原来的一个炭场发展成为两个炭场和3个焦池。经济收入有了较大增长。为了有计划地利用资金，队领导经研究决定：将每月收入的50％留作生活费和情报活动费，40％留作购置武器弹药费，10％留作办公费。这一措施的实施，不光有效地避免了挣了钱就吃光花光的挥霍浪费作风，还能节省下钱武装自己和支援山区部队。

　　鲁南铁道队的队员这时期也有较快的发展，基本队员已增加到15人，另有近百名外围人员。对基本队员，铁道队作了明确分工：有搞侦察的，有扒火车的，有掩护的，有运输的，有看门的，有经销煤炭的。对外围人员，也帮他们建立了十几个联络站，有情报先送给联络站，由联络站再送铁道队，情况紧急时也可直接送给铁道队。通过明确分工，不团结的现象减少了，"偷"的效率提高了，情报的准确度也增加了。队里还按队员贡献大小实行奖励政策，使队员的工作积极性大为提高。

　　为了对全体人员进行一次系统地阶级教育和抗战前途教育，杜政委和洪队长商量后，决定将队员分两批集中到枣庄西南10公里处的小屯村整训一个星期。因铁道队所在的陈庄处在敌人鼻子底下，不便于集体活动，而小屯村是苏鲁支队三营营长刘景镇的家乡，群众基础好，便于保守秘密。整训内容为：杜季伟讲《论持久战》、抗日战争新阶段和社会进化史等政治常识，洪振海讲扒火车、破铁路、袭击敌据点及常规武器使用方法等军事常识。但队员们散漫惯了，受训像笼中之鸟，听课则如坐针毯，加之授课人教条主义的讲课方式，参训队员根本听不进去。特别是当杜政委讲到猿猴变人时，队员们大为恼火地说："日本鬼子骂我们是'毛猴子'，你怎么也说我们是猴子变的？"由于队员抵触情绪较大，整训只进行一期就结束了。小屯整训虽然收获不大，但意义不可低估，这毕竟让那些只会爬火车"偷"鬼子，不知整训为何物的游击队员坐下来接受了一次正规化教育，知道了八路军与老百姓的区别。

　　由于铁道队领导上的单纯军事观点，只鼓励队员"偷"鬼子，且"偷"的地点大多集中在枣庄火车站周围，而放松了对队员的政治教育和保密教育，致使队员保密观念淡薄。1940年5月初，一李姓队员因与其亲戚争地亩翻脸，其亲戚便告他是八路，敌人即将陈庄包围，捕去李姓队员3名(两名队员被群众救出，一名队员残遭杀害)。其他队员虽在群众掩护下撤离， 但炭场子和焦池却被日军查抄没收。铁道游击队被迫转移到距离枣庄西北3里路的齐村，公开打出"八路军鲁南铁道队"的旗号，在临枣铁路线上与日军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炭场子的丢失，对铁道队来说，是坏事也是好事。队员们失去了职业掩护，断绝了宽裕的经费来源，当然不是好事，但是他们从此要经受极为艰苦的磨练，没有固定的住处，没有可靠的温饱，还要与敌人周旋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说，其艰苦卓绝已超过山区部队。正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才使铁道游击队一步步成长起来，并最终汇入人民解放军的洪流中去。从这点上说，炭场子的丢失又是好事。

　　这时，铁道队已发展到30多名队员。他们之所以能在距枣庄3里的齐村站住脚，除了那里群众基础好(不少队员的家就在齐村)之外，他们设在枣庄的情报网站未遭破坏也是重要原因。枣庄的敌人有何动静，情报网的同志马上就把消息送到铁道队，使他们早有准备。因此尽管敌人数次到齐村搜查，始终未找到铁道队一个人。5月下旬，他们从枣庄送来的情报中获悉，驻枣庄日伪军将到山里"扫荡"。为了牵制敌人兵力，打击其嚣张气焰，铁道队决定，再次袭击日军正泰洋行。 正泰洋行自1939年8月遭我军第一次打击后，由原来的3个日本特务增加到12个，由茅山一郎大佐任大掌柜，院墙也架设了铁丝网。经过周密侦察，铁道队领导将队员分为5个战斗小组，洪振海带一个组在院墙外接应，王志胜带4个组打墙洞进入洋行，将分住在4间屋内的鬼子全部用大刀片砍死。是役共杀死13名日军和一名翻译。缴获长、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只。这便是在群众中盛传的"血染洋行"，也是铁道队公开旗号后的首次战斗。这次胜利，对威慑敌人，鼓舞队员斗志，提高铁道队在群众中的威信，具有重大意义。群众称铁道队是专杀鬼子的能飞檐走壁的侠客，而日军则视铁道队为神奇的"飞军"。第二次"血染洋行"后，枣庄地区就流传起了《打洋行五更歌》。

　　驻枣庄的日本侵略者眼看着铁道队在其眼皮底下将其特务机构连窝除掉，恼羞成怒，派兵包围了齐村，却扑了个空，此时铁道队已经转移到临枣铁路南侧的蔡庄、小屯一带。

　　正当铁道队沉浸在一片胜利喜悦声中时，苏鲁支队来函说： 近来日军频繁对鲁南山区"扫荡" 、"封锁"，山区抗日部队生活极端困难，活动经费非常匮乏。请铁道队想办法从敌人那里搞点资金，以解决部队暂时困难。铁道队领受任务后，首先将开炭场子结余的8000元钱托人带给支队，然后迅速给各情报联络点布置任务，让他们尽快弄清敌人运钞车的时间和路线。我地下情报员张秀盈(济南至连云港票车的车队长)回报说："每星期六，沿途各站的日军都通过他这趟车向济南交钱，现在已到月底，估计上交的钱会更多。"机不可失，队领导马上制定了截票车方案：由12名扮作商人、农民和工人的队员分别从泥沟、峄城、枣庄三个车站上车，利用随身携带的美酒、烧鸡、牛肉等佳肴将车上的鬼子稳住看好，待急刹车时一齐动手。客车刚出枣庄，洪振海、曹德清便跃上车头，杀死日本司机，由曹德清开着继续前行。客车驶出王沟站，进入铁道队伏击圈时，曹德清猛一刹车，事先埋伏在那里的王志胜等迅速登上客车，与车上的队员一起里应外合，只10余分钟，便杀死了所有押车的日伪军，并从最后一节车箱里找到5个装钱的帆布袋子扔下车。是役毙敌12人，缴获法币8万元、短枪3支、长枪12支、手炮1门、机枪1挺。铁道队除经上级批准留3支短枪自用外，其余全部上交苏鲁支队。 票车上数千名旅客亲眼目睹了铁道队勇士瞬间就把鬼子杀干净的奇迹，就一传十、十传百，把铁道队说成是从天而降的"飞虎队"。不久，铁道队又在临枣线曾店的四孔桥设伏，截击了日军从台儿庄开往临城的混合列车，击毙8名押车日军，缴获步枪、手枪各4支，以及大量布匹和日用百货。铁道队将部分货物运往山区根据地，其余的分给了当地百姓。这段时间，铁道队虽然失去炭场子的茂盛财源，但由于频繁截击日军列车，缴获大批军用品和生活物资，因此生活状况虽不如从前，但还不算艰苦。

　　鲁南铁道队在临枣铁路支线不断取得胜利，不仅有力地牵制了日军部分兵力，减轻了山区抗日军民反"扫荡"的压力，同时也迅速提高了自身在群众中的威信。当地群众纷纷送自己的孩子参加铁道队，使这支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但是敌人遭到打击后也更加疯狂了，凡铁道队袭击过的地段都加派了兵力，对车站交通要道的过往行人严加盘查、搜身，遇有可疑人员便逮捕和枪杀。临枣线上来往的火车也增加了押车的伪军警。凡没有日军颁发的"良民证"者，均不准乘火车，否则格杀勿论。这样，鲁南铁道队在临枣线上便难以立足，只好向临城方向转移。

　　鲁南铁道队在临枣线上神出鬼没地奇袭日本侵略者，截取军用货物的活动，也影响了津浦路上"吃两道线"的穷苦百姓。他们有的组织十余人，有的组织二三十人，都自称"铁道队"。规模较大者有活动在临城南部的孙茂生部(临南铁道队)和活动在临城北部的田广瑞部(临北铁道队)。这两支铁道队经我地下工作者争取，接受了中共沛滕边县委的领导。其余各部则被国民党地方武装拉拢过去，很快被敌人吃掉了。 鲁南铁道队由临枣线转移到津浦路临城一带后，经常与活动在那里的两支铁道队配合行动，并建立了友谊。1940年7月，为了有利于对这三支性质相同的武装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苏鲁支队经与中共沛滕边县委协商，将这三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洪振海、王志胜任正副大队长，杜季伟任政委。原鲁南铁道队为一中队，徐广田任中队长；临南铁道队为二中队，孙茂生任中队长；临北铁道队为三中队，田广瑞任中队长。同时又把临城一带的失业铁路工人组织起来，编为破袭队，负责破坏铁路交通；把铁路两旁的农民组织起来，组建掩护队，负责掩护截车掀货物。合编后各中队仍以分散活动为主，大队领导多随一中队活动，从此鲁南铁道大队进入大发展时期。这时台枣支线、临枣支线及津浦铁路韩庄至界河段，都成了铁道队打击敌人截取物资经常出没的地方。

　　1940年下半年，鲁南铁道大队已发展到150余人。 由于人多目标大，加之日伪军"扫荡"频繁，为隐蔽自己，铁道队的活动区逐渐由临枣铁路沿线的车站附近转移到微山湖东岸津浦铁路沿线的广大乡村；供给上仍坚持"从鬼子手里要给养"的做法，不向老百姓摊派一针一线，因此深受群众欢迎。铁道队的活动规律一般是白天在村里隐蔽，夜间外出打鬼子、搞情报、截物资。白天没事时，有些队员穿着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服装，腰间插着短枪，露出花里胡哨的保险绳，红红绿绿的包枪布。这一切又使群众看着别扭，因而对铁道队往往敬而远之。杜政委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召集铁道队党员骨干开会，采取党员带头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对有缺点队员分工负责，个别教育的方式，使队员作风大有改进。过去犯有错误的队员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也像山里老八路那样，为房东担水、扫院子、干农活，使军民关系逐渐融洽。铁道队从敌人火车上搞来的东西，除自用外还经常分给群众一部分，群众都称赞铁道队是专打鬼子，不祸害百姓的真正抗日的队伍。这段时间，铁道队曾数次从日本军用列车上和临城火车站截取大批军用物资、生活用品和食品，如棉花、茶叶、白糖、火柴、布匹等，还在沙沟、韩庄之间颠覆了一辆日本军用列车，使火车上装载的坦克、汽车、大炮等武器大部分报废，给日军造成重大损失。

历史上真正的铁道游击队（下）

　　1940年8月，鲁南军区成立， 鲁南铁道大队的隶属关系也由苏鲁支队移交给了鲁南军区。由于铁道队频频出击，使驻枣庄和临城的日军损失惨重，他们受了上级主子的训斥之后，便集结大批兵力对铁道队活动地区进行"扫荡"和"清剿"，妄图一口吃掉这支活跃在铁道线上的"神兵"、"飞虎队"。军区首长获悉铁道队处境后，立即下令将他们调到山区根据地整训。在一个月的整训里，山区部队艰苦奋斗的作风，高昂的斗争意志及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使铁道队全体同志深受感动和鼓舞。当铁道队的同志吃着大部分是糠，只掺一点粗粮烙成的煎饼觉得难以下咽时，军区首长告诉他们：就是这样的煎饼也还是山区部队的同志吃野菜、树叶省下来的。这些在敌人刺刀面前曾高呼"死啦死啦好好的"的铁汉子，都忍不住热泪盈眶。通过整训，在铁道队中又发展一批党员，并提拔几名骨干队员任中队长。

　　同年9月，鲁南铁道大队整训后出山，原来在敌占区创立的小片游击根据地，又被敌人以强大兵力控制起来。敌伪据点遍地都是，交通要道岗哨林立，斗争形势更加严峻。为重新开创抗日局面，30多名骨干队员发动铁路沿线数百名群众，将临枣支线的铁轨扒掉3里多长，砍断电线杆100余根，使敌人交通和通讯中断一个多星期。11月又在沙沟至塘湖间截获日军军用火车一列，扣压司机，击毙车警，缴获大宗药物及食品等送往山里，为缺衣少药的根据地军民解决了部分困难。然而，铁道队的反击却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微湖东岸敌强我弱的局面。

　　1941年初，由于形势恶化，活动在微山湖畔的主力部队暂时撤离该地，铁道队奉命在原地坚持游击战。驻临城日军为了对付铁道队，专程从济南搬来特务头子高岗和杀人不眨眼的少校队长松尾。高岗是个中国通，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对我国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也比较了解。他常通过"拜把兄弟"、"认干亲"等手段笼络人心。临城附近的50多个伪乡保长，有40多个同他拜了把兄弟。许多原来替我们送情报的伪乡保长，转而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使铁道队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在铁路两侧仅剩下六炉店和乔庙两个村庄可以活动。日军又针对铁道队活动规律，采取三种毒辣手段：一是夜间盯梢，拂晓包围； 二是化装成我铁道队员，突然对我基点村袭击并抓捕群众；三是强迫老百姓在前面带路，使我方部队不便对其伏击。由于群众弄不清真假，在受了几次骗之后，往往把真的铁道队也拒之门外。铁道队只好撤到野外，在滴水成冰的冬天趴在沟边、田头过夜。早晨一起身，满身冰冰碴子叮当作响。遇到下雨便成了落汤鸡。当时铁道队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当被，地当床，半身土来半身霜。" 其艰苦可见一斑。由于敌人在车站和火车上加强了警戒，铁道队很难截取敌人的货物，而这正是他们主要的供给来源。队员们常常空着肚子在田野里一趴就是好几天。即便这样，还经常要和敌人打遭遇战。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部分思想不坚定的队员有的妥协回家，有的带枪投敌。

　　针对当时斗争形势，铁道队报经鲁南军区批准，对部队进行了精简整编。对经不起环境考验及情绪低落的队员进行了妥善安插；掩护队、破袭队也各回家乡隐蔽待命。还有部分队员暂时回家隐蔽，但要负责侦察情报并及时给大队汇报，有机会搞火车时随叫随来。铁道队经精简分散后只剩下不足20名队员在铁路两侧坚持游击战。为了尽快扭转不利局面，铁道队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恢复并扩大了情报联络站。情报人员不光准确及时地提供敌人出动的消息，还能提供日伪特务和假铁道队活动的情报，这就为消灭他们打好了基础。在情报人员中，不光有为传送情报而英勇献身的"冯老头"(秦明道烈士)，有大老殷，、郝贞、刘桂清等"芳林嫂"们。他们在递送情报过程中曾多次被捕，敌人的皮鞭、烙铁、老虎凳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永久的痕迹，但队员们的驻地和活动情况却从未在他们嘴里吐出半个字。大老殷在送情报途中被捕，在敌人不给吃喝关押的13个日日夜夜里，为了活着把情报送出去，硬是把自己破棉袄里的棉花全部吃光。 铁道队凭着准确情报，很快铲除了敌人的假铁道队，与群众之间又恢复了过去那种鱼水关系。其次是开展除奸运动。他们先后击毙了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人，给铁道队造成重大损失的伪乡长常尚德、叛徒黄二、王立彦、田广瑞等人。对表面应付敌人，背后秘密为铁道队通风报信的伪乡保长予以奖励。这样一来，铁杆汉奸差不多都被枪毙，个别未被枪毙者也不敢轻意做坏事；处于观望状态的伪军警和伪乡保长大都转到铁道队一边。敌人失去了情报来源，很快变成了聋子和瞎子。铁道队勇士又掌握了铁路两侧的主动权，队伍不断壮大，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原先分散隐蔽的队员大部分归了队。

　　为重振"飞虎队"雄威，从1941年夏开始，铁道队对敌人再一次掀起攻势。6月，鲁南铁道大队联合微湖大队、运河支队，向驻守微山岛的阎成田部一个营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微山岛，全歼该岛守敌200余人，缴获步枪200多支、机枪4挺、手炮2门、伪军军装数箱及其他战利品一宗。7月，铁道队一中队长徐广田与临城火车站地下党员徐广友乘敌不备，各从临城站开出一辆机车，在临城南的七孔桥处两车相撞，报废车头两个、车箱30节、铁桥一座。日军刚把铁路修好通车，铁道队又连续截击敌人货车，获白糖数吨，茶叶3000余斤。有一次铁道队还于白天乘隙进入临城火车站，击毙两名监督修水塔的日军。正当敌人被搞得焦头烂额，连遭上司训斥的时候，铁道队又把矛头直指日军头目高岗。高岗自接替黑木任临城站长后，深居筒出，行动诡秘狡诈，要想消灭他除非深入虎穴，去端他的老窝。但是，临城站戒备森严，伪军特务队和阎成田部的另外两个营部都驻在车站旁边的古并村，一有动静，他们马上便可包围临城站。为做到万无一失，铁道队先后两次派人化装侦察，对站内警卫及高岗活动规律和办公地点都了如指掌后，组织了4个战斗小组，有的装做工人，有的扮成伪军，乘夜潜入车站，摸掉了日军两个外围警卫后，直扑高岗办公室。高岗和他的卫兵石川见状不对，还没摸到手枪，便被刘金山"啪、啪"两枪送回了东洋老家，其他队员迅速取走了房间内的全部武器弹药。整个战斗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铁道队除击毙高岗和石川外，还缴获步枪30余支、机枪两挺、手枪3支、子弹数千发，而铁道队员却无一伤亡。更令人叫绝的是，队员曹德清和李云生在撤退时把化装戴的两顶伪军帽子故意扔在铁路上。第二天从济南来了一个日军少将，勘察现场时发现了两顶伪军帽子，内有阎成田团的番号，随即收缴了阎团全部枪支，并把阎成田等几个主要伪军头目绑赴济南枪毙，阎团的部下也被押到东北出苦力去了。高岗被击毙后，那些干过坏事的伪乡保长们个个如惊弓之鸟。他们想：高岗住在那么保险的地方都被杀了，他们的炮楼、围子还能挡住来无影去无踪的飞虎队吗?于是他们便主动向铁道队坦白认罪，表示痛改前非。铁道队在微湖东岸的局面逐渐好转，队伍不断扩大。经鲁南军区批准，铁道队用缴获的枪支组建了长枪队，军区派政治部保卫干事赵宝凯任队长兼指导员，调五团三营排长赵永良任副队长。此后铁道队相继在其他中队也配备了指导员，使党员的基层组织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1941年冬，鲁南军区被服厂突遭敌人袭击，做棉衣的布料和棉花被洗劫一空。严冬已到，山区部队上至司令下到战士都还穿着过夏的衣服。铁道队了解到这一情形后，决定搞一次敌人的布车，支援山区部队。不几天，铁道队便获悉日军由青岛开往上海的某次客车上，尾部两节闷罐车厢内装有布匹，但火车经过铁道队伏击区的时间是白天，不便动手。于是他们就说服沙沟站副站长张允骥(铁道队地下情报员)，让他事先到滕县站把车弄坏，敌人将车修好时已到夜间。当客车开出临城站时，张允骥爬上零担车厢顶，待列车运行到姬庄西面的转弯处，便拔掉风管和销子，使两节布车厢停在了沙沟南面的塘湖附近。早就埋伏在那里的铁道队勇士飞身登上车厢卸布，临时发动来的近千名群众车拉肩扛，把布匹送往湖边，微湖大队长张新华和湖区区长黄克俭已组织了上百条船在那里接应运往微山岛。两个小时后，忽然从南面开来一辆满载日本兵的巡道车，还没等敌人靠近，负责警戒的铁道队员便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时值天降大雾，敌人但闻人声吵杂，火力强大，以为碰上了八路军主力部队，不敢贸然前进。铁道队见情况紧急，便将没卸完的布匹连同车厢一起付之一炬；待我运布群众走远后，敌人才赶到车厢跟前，看到附近大片的耕地被踏平时，更相信是主力部队所为，不敢追赶，只朝我撤退方向放了一阵空枪便回去了。这次共缴获洋布1200余匹，日军军服800余套，毛毯、药品一宗。 鲁南军区用这些布匹解决了山区部队的冬装问题。事后当地群众纷纷传说： 当年诸葛亮利用大雾草船借箭十万，而今铁道游击队利用大雾火车借布千匹， 真是和诸葛亮一样能掐会算呀!

　　在一连串的胜利下，鲁南铁道大队的英雄们陶醉了。他们以微山岛为依托，时聚时散，来无踪去无影。他们自称微山岛是"小新加坡"，在岛上休整训练，俨然像在老解放区，完全忘记了敌人的魔爪正悄悄向他们伸过来。日军在"清剿"、"扫荡"未能奏效后，改变手段，派出特务化装成铁道队员，侦察铁道大队的行踪。12月24日，临城日军特务头子松尾亲自出马，带上3名特务化装溜进铁道队驻地六炉店村时，被群众识破，铁道队迅速出击，击毙2名特务，松尾和另一名特务跳墙逃跑， 正遇上交通员郝贞，她一把末抓住，顺手扔出一颗手榴弹，由于经验不足，手榴弹未拉弦，致使松尾绕幸逃脱。27日晚，临城日军再次集结1000多人，分两路包围了六炉店，但铁道队此时已转移到了黄埠庄。敌人扑空后放火烧了村子，又向黄埠庄追击。大队长洪振海听说敌人烧了村子，顿时怒火中烧，不顾政委杜季伟的劝阻，立即组织兵力反击。当敌人靠近时，他从掩护物后飞身跃出，端起机枪向敌人一阵猛烈扫射，愤怒的子弹立时打倒了一大片日军。他因暴露了目标，成为众矢之的，也倒在血泊中。洪振海牺牲时年仅32岁，当时铁道队党支部已经研究并通过了他的入党问题，后经报请鲁南军区批准，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半个月后，日军又从枣庄、峄县、滕县、临城、兖州等地纠集日伪军3000余人，战船百余只，乘夜幕分东南北三路向铁道队的最后依托点微山岛发起进攻。当时驻扎在岛上的还有运河支队一大队、微湖大队、峄县大队、沛膝边大队、水上区中队等抗日武装。他们组成临时指挥部，公推运支一大队长邵子真为总指挥、微湖大队长张新华、铁道大队副大队长王志胜、运河支队作战参谋褚雅青为副总指挥，分头阻击敌人。与敌激战7个多小时，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因寡不敌众，指挥部决定分路突围。铁道队在王志胜率领下换上敌人服装，从东北方向突出重围。铁道队撤离微山岛后，再次奉命转入山区整训。

　　三、交通线卫士--铁道游击队任务转移

　　日本侵略者经过几年经营，在其占领区的伪政权、伪军警及各种汉奸特务组织已相当普遍地建立起来，还修筑了许多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和军事据点，使其统治逐渐稳定。国民党则由消极抗战转而全力对付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并于1941年1月制造了皖南事变，将反共高潮推向顶点。山东的顽固派亦乘机加紧封锁、包围根据地，企图割断山东与华北、华中的联系。山东是联系华北与华中两大根据地的枢扭，不打破敌人的封锁，就无法实现党中央"发展华中，巩固华北"的战略目标。而鲁南则是这一枢扭的咽喉地带，保住这条交通线畅通无阻，便成了鲁南军区的战略任务之一。在此之前，华中的领导干部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开会、汇报工作，都是走津浦路西彭雪枫部队的活动区域，从那里北过陇海铁路，经冀鲁豫再去延安。自彭雪枫部队撤出津浦路西之后，华中的同志被迫改为由淮海区北过陇海铁路，经山东滨海、鲁南等地去延安(1942年刘少奇同志来山东检查指导工作后便是沿这条路返回延安的)，有时也从盐(城)阜(宁)区乘木帆船绕过连云港到滨海区的东海岸；这两条路不仅路途遥远，曲折迂回，而且有敌人重兵封锁，尤其是海上道路更不安全，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彭雄等同志就是乘船在海上遇难的。从1942年开始，大批干部前往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来往更加频繁，开辟一条新的秘密交通线，已成为一项迫切任务。后新四军四师政治部的奚原同志来苏北、鲁南调查敌情后，提出了由华中经运河地区过微山湖去延安的建议，鲁南军区派王建安、郑林川二人对运河支队、文峰大队、铁道游击队等部活动区域进行了详细实地考察，一条由华中经鲁南去延安的秘密交通线便正式开通了，而铁道游击队担负的护送任务便是其中最关键的一段--横越津浦铁路。

　　早在华中经鲁南通往延安的交通线开辟之前，鲁南铁道大队于微湖突围后进山休整时，军区首长在充分肯定了铁道队前段时间打击敌人支援山区部队的成绩后，就给他们布置了新的任务：出山后除继续发动和依靠广大抗日群众，扩大活动区，粉碎敌人的伪化外，还要做好护送过往干部的准备。山东党政军领导干部赴延安要从铁道队的活动区过津浦铁路，经微山湖西去。为了确保交通线畅通无阻，军区领导嘱咐铁道队以后要尽量少刺激敌人，以免引起敌人大规模"扫荡"，不利于护送领导过路。

　　刘金山，山东峄县人，1915年生。自幼孤苦伶仃，四处流浪的生活，养成了他勇猛、坚毅、吃苦耐劳的性格。1941年初参加铁道队后，多次虎穴侦察，飞车擒敌，深受队员的拥护和爱戴。洪大队长牺牲不久，即被全体队员推举为代理大队长，1942年5月由军区正式批准任职。铁道队在山区整顿精简后只剩下30多名队员，由刘金山、杜季伟率领出山。为了顺利完成护送干部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他们首先加强了情报网站的联系，做到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其次是开展瓦解敌军工作。对护送干部所要经过的村庄，如津浦路东的聂庄、伏山后、放马场、贾家庄、老和尚寺、横山口、茶棚、吕沟、董庄和路西的孟岭、乔庙、西万蒋集、夏镇、南庄等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摸底，凡是家里有人当伪军、特务或与其有联系的人，都是铁道队重点做工作的对象。铁道队向他们讲明抗日救国的道理，规劝其不要做死心塌地的汗奸，否则便没有好下场。通过工作，一部分伪军和伪乡长与铁道队建立了联系，保证"身在曹营心在汉"．有情况及时向铁道队汇报。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还给附近的伪乡保长及伪军建了一本"帐"，群众称为"生死簿"。谁帮助共产党、八路军做了件好事，就在其名下记个红点；谁对共产党、八路军干了坏事，就记黑点，到一定时候算总帐。这种"红黑点"活动对敌人起到了很大威慑作用。有一次铁道队抓了几个伪乡保长，副大队长王志胜拿起几张纸片在空中一扬说："你们的罪行都记在上面啦!"那几个伪乡保长顿时像泥胎一样瘫了下去，个个顿足捶胸，赌咒发誓地表示，只要放他们一条生路，愿意将功折罪。对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死硬分子，铁道队则予以坚决铲除。原滕县八区区长殷华平，叛变投敌后当上了"临城剿共司令"，在潘庄、郗山一带修筑碉堡，欺压百姓，搜捕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家属。铁道队经侦察后，由刘金山和杜季伟亲自率领，化装成日军，摸进郗山据点，将殷华平从老窝中揪出杀掉。交通线沿途的伪军据点，经我方做工作，多数表示愿意与铁道队合作。

　　1942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来山东滨海(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检查指导工作。7月底准备返回延安，鲁南军区就把护送刘少奇同志跨越津浦铁路的任务交给了鲁南铁道大队。这是铁道队第一次执行护送任务，队领导心里都很紧张。少奇同志在小北庄接见了杜季伟、刘金山、王志胜等大队领导人。少奇同志亲切、和蔼的谈话，使他们消除了紧张情绪。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如下方案：杜季伟带6名队员与一一五师教二旅郑旅长带的一个侦察排于头天晚上先行到铁路西接应，王志胜带两名队员到沿途伪军炮楼疏通关系，刘金山带4名中队干部和5名队员具体执行护送任务。第二天晚上，化名"胡服"的少奇同志骑上一匹骡子，随铁道队出发了。他们从沙沟附近的一条干沙河涵洞下悄悄跨越津浦铁路，在乔庙稍事休息，又将少奇同志送进微山湖里的船上。原准备第三天晚上送少奇同志去湖西，因湖西敌人"扫荡"，封锁严密，他们陪少奇同志在船上又住了两天才告别，由湖西军区的部队继续送少奇同志西行。在护送期间，少奇同志对铁道队作了重要指示："你们在这里坚持斗争，我看要注意三条：第一，既要有力地打击敌人，又不要过于暴露自己。第二，对伪乡保长等要打与拉相结合。第三，要重视根据地的建设。蜘蛛在网上为什么能蹲得住?就因为他拉了网，这网就是它的根据地。 我们打游击也要学蜘蛛拉网，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1942年12月，鲁南军区遵照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将活动在该地区的微湖大队、鲁南铁道大队、滕沛大队、文峰大队合编为鲁南独立支队，铁道队被编为第二大队。为保持"飞虎队"对敌人的威慑力量，二大队对外仍称鲁南铁道大队。铁道队在独立支队领导下，队伍迅速壮大，最多时已近400人，下辖3个短枪中队和3个长枪中队。鲁南军区为加强这支抗日武装的政治工作，先后调赵宝凯、黄岱生、刘依勤、张静波、张建中、张再新、颜耀华、郑林川、李德福等10多名政治工作骨干到铁道队任中队指导员。大批主力部队骨干的充实，使铁道队军事政治素质得到大幅度提高。但他们肩负的任务，除配合独立支队完成统一作战计划外，主要工作仍是护送过路干部，保卫交通线。自护送刘少奇同志后铁道队相继护送了萧华、罗荣桓、朱瑞、陈光等山东党政军领导干部横跨津浦铁路去延安。特别是华中经运河地区去延安的交通线开辟之后，铁道队的护送任务更加繁重了。山东的过路干部由鲁南军区移交给铁道队，而华中的过路干部则由运河支队移交给铁道队，两路都从铁道队的活动区横越津浦路去湖西。仅1943年铁道队就护送了300多名干部安全过路。每次护送干部，尽管铁道队都进行详细侦察，也有出现意外的时候，如有时护送干部正要过铁路，突然碰上敌人的铁甲巡逻车，沿途敌伪据点临时增兵等，但铁道队员们凭着智慧和勇敢，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护送陈毅同志过路，更使铁道队经受了严峻考验。

　　1943年11月下旬，新四军军长陈毅去延安汇报工作，先由运河支队从苏鲁交界的北许阳村护送到津浦路附近的西界沟村，继由铁道队护送跨越津浦路，西渡微山湖。铁道队领导头天下午接到护送任务后，即派短枪队指导员兼临城特区副区长黄岱生去疏通沿途敌伪军工作。这一带的伪军据点在铁道队打击和争取下都已经很听话，遇有干部过路，只要事先给他们打个招呼，就会安然无恙。可这一次当黄岱生走到姬庄伪军碉堡旁边时却愣住了，里面熟悉的伪军全换防了。他飞身回村打听，得知这伙伪军是伪滕县县大队王虎臣所属，昨天刚换防来此。于是他通过姬庄的"两面村长"姬茂喜，将碉堡里的伪军头头请到姬茂喜家，事先埋伏在那里的黄岱生生等人乘机下了伪军中队副和警卫员的枪，本打算白吃干捞的伪军头头突然碰到"飞虎队"，吓得捣蒜似的磕头求饶。经一番说服教育，伪军头目答应替铁道队办事后，黄岱生就把他们放了，枪也还给了他们。第二天晚上当护送陈毅的小队到达时，据点的伪军不光在铁路两侧的封锁沟上临时用木板搭起了小桥，还打开探照灯为过路的同志照明。陈毅同志就这样在伪军的配合下跨越了津浦铁路。鲁南铁道大队从1942年7月起到1944年止，先后护送干部近千人，从未出现一次差错，因而受到鲁南军区的通令嘉奖，并给主要护送人徐广田、郑林川二人荣记一等功。

　　1943年是鲁南抗日军民在极端艰难困苦条件下奋战的最后一年。3年来，为适应斗争形势，鲁南军区及所属部队进行了多次整编、精简和调整，由此也导致了鲁南铁道大队政治领导人的多次更替。3月，杜季伟政委调鲁南军区党校学习(学习期间，遇有重要护送任务，仍来参与指挥)。不久， 鲁南独立支队政委孟昭煜牺牲，正在支队检查工作的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文立正奉命代理支队政委兼任铁道队政委(二大队)。5月，铁道队政委又改由杨广立兼任(独立支队副政委)。12月，独立支队特派员赵若华(后改名赵明伟)接替杨广立任铁道队政委。

　　这期间，铁道队在圆满完成护送过路干部任务的同时，还组织了一系列打击日伪军的战斗。1月，短枪队二分队长曹德清、副分队长李云生率6名精干队员乘伪军换防之机，一举捣毁柏山伪军据点。但他们归队途中突遭400余名日伪军包围，经激战除两名队员脱险外，曹德清、李云生等6人全部壮烈牺牲。2月，副大队长赵永泉为救援被敌人包围的铁道队员而英勇牺牲。3月，奉命在津浦铁路临城至沙沟段西侧阻击顽九十二军入鲁，在兄弟部队配合下，迫使顽九十二军在湖区滞留一个多星期。5月，鲁南军区为执行中共山东分局"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争为辅"的战略指导方针，命令铁道队和其他兄弟部队，将津浦路西侧和微山湖沿岸的伪乡保长110多人用武力"请"到山里，经一个多月的教育，除个别罪大恶极者被镇压外，其余全部放回，这一举动使鲁南的日伪军受到很大震动。1944年初，当铁道队护送独立支队副支队长董鸣春赴任途中路过茶棚附近的伪军据点时，副大队长王志胜在碉堡下喊道："碉堡上有人吗?"一个伪军小队长边答应边慌忙出来迎接。王志胜向伪军小队长交待了任务要他派人警戒铁路两侧。这个伪军小队长迅速按照嘱咐作了部署，并带领伪军列队欢迎，见到董支队长时还点头鞠躬地解释说："长官，我们干这行是迫不得已的。"由此可见，铁道队瓦解敌军的工作已经卓有成效。

　　四、沙沟站受降--铁道游击队升级主力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日本侵略者在我军不断打击下不得不收缩防线，实施重点守备，鲁南抗日军民也度过了艰难时期，进入局部反攻阶段。鲁南铁道大队的中心任务已由护送干部过路逐渐转移到配合主力部队反击日伪顽的进攻。这时独立支队副支队长为董鸣春(无支队长)，政委为张鸿仪。他们率领支队部经常随二大队活动。2月，铁道队与一大队(微湖大队)共同进行了湖边反顽战斗，并取得胜利。4月，支队领导率铁道队和一大队的三中队去峄南与四大队会合，增援运河支队。铁道队作为独立支队的主力，首先以猛烈火力击退由用营方向进犯的日伪军200余人，当得知古邵之敌数百人正在进攻支队部时，马上回援，大队长刘金山率队赶到支队部时累得连吐数口鲜血，但他只擦了擦嘴，又投入战斗，一直坚持到击退敌人进攻，才昏倒在地。战斗刚结束，支队又获悉伪顽军周侗、陈大头、冯子固、耿聋子等部聚集4000余人准备进攻微湖东岸的独立支队活动区。支队领导当即决定全支队紧急回防，将部队埋伏在离夏镇3里多路的一个小村庄附近，命铁道队大队长刘金山带15挺机枪，快慢机、短枪五六十支，跑步到十里河口截击冯子固、耿聋子一路来犯之敌，待战斗打响，董鸣春再率一大队增援。刘金山接受命令后，把上衣一脱，光着膀子，腰里插着快慢机，手里端着机枪，大喊一声"跟我走"便冲了上去。接近敌人时，铁道队勇士个个如猛虎下山似的扑了上去，以猛烈的火力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仓惶逃窜。这时董鸣春又带一大队赶到，两下夹击，把冯、耿二部杀了个七零八落。是役歼敌200余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分别送给了湖西区中队和武工队)。其他路敌人以为山里的老八路来了，便不战自退，敌人消灭我游击队的企图破灭了。此后铁道队相继又参加了反击湖西顽军胡介藩部、韩继尧部战斗、程子庙战斗、高庄战斗、奇袭临城伪区部战斗、攻克赵坡战斗等。

　　在铁道队及其他兄弟部队一系列军事打击下，鲁南抗日局面迅速好转，津浦路东西两侧、运河地区及微湖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为适应新的对敌斗争形势，鲁南军区决定撤销独立支队(在此基础上建立鲁南二军分区)，恢复鲁南铁道大队番号，直属鲁南军区领导。铁道队的领导班子亦有较大调整。正、副大队长仍由刘金山、王志胜担任；政委赵若华调离，原独立支队政委张洪仪任铁道队政委。其所辖3个长枪队和部分短枪队员升级主力部队，剩下50余名队员重新编为长短枪各一个中队。大队领导根据上级指示修改或重新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健全了机构，配备了文书、会计、军需、粮秣员和警卫班，使部队向正规化又迈出重要一步。这时的铁道游击队已不光是扒火车、破铁路、保卫交通线的能手，在协同其他部队进行游击战、阵地战和攻坚战方面，亦显露了其英雄本色。鲁南军区首长称赞铁道队"不仅是列车英雄，而且阵地战和攻坚战也打得很漂亮"。当然，铁道英雄们在打阵地战、攻坚战的同时，也没忘了"老本行"，1944年冬，为配合鲁南军区部队的冬季攻势，铁道队又展示了出奇制胜的看家本领：破铁路、炸桥梁、砍电杆、颠覆敌列车。11月，他们将津浦路沙沟至韩庄段的铁轨和枕木的连接螺丝大部松开，并作好伪装，当日军一列满载小麦等补给物资的火车开来时，顿时脱轨翻车，车上的小麦和其他物资被铁道队和群众运走。不久，他们又将张阿至三孔桥的铁轨扒掉200多米，锯断电线杆数十根，造成敌运兵列车脱轨翻车，敌兵伤亡百余人，铁路交通及通讯中断数日。后来，铁道队又出动小分队将敌人进行"爱路"宣传的宣抚班击退。

　　铁道队的一系列破袭截击活动，使临城日军疲于应付，在使用"三角部队"、"剔扶"战术均遭失败后，便派人向铁道游击队求和。1944年12月，临城日军派沙沟车站爱路段特务平野通过沙沟伪保长要求与铁道队谈判。铁道队经研究后决定派政委张鸿仪、副政委郑惕、大队长刘金山与平野谈判。平野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请求铁道队不要破坏铁路，否则他的大太君会不高兴；第二，他们的宣抚班在爱路村活动时请铁道队不要打他们，他们保证不出爱路村活动；第三，请铁道队帮助他们购买一些微山湖出产的蓖麻子和苘麻杆子。张鸿仪政委首先大义凛然地批驳了日本侵略者远渡重洋到中国进行野蛮侵略的非正义性，要求他们立即停止侵略战争，不要与中国人民为敌。然后就平野提出的三个问题说："不让我们破路可以，但不准你们'扫荡' 我们的根据地；让我们不打你们的宣抚班也行，我们派两个宣传队到临城、沙沟车站去搞宣传，你们也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至于蓖麻子和苘麻杆问题，也能给你们，但你们要拿武器弹药来换。" 平野听后反复低声下气地说："这些问题我无权答复。"最后灰溜溜地走了。一向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在铁道队长期打击下，不得不放下占领者的傲慢架子，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摸摸地前来求见他曾决心要消灭的八路军铁道队，正暴露了敌人穷途末路的虚弱本质。这种事在国际上亦少有惯例。

　　敌人"求和"失败后，组建了专门对付铁道队的特务部队，他们冒充铁道队员，乘夜窜到我基点村挨家挨户叫门，凡开门者均被视为铁道队情报人员而遭抓捕，给当地基本群众造成极大危害。铁道队为除掉这一祸害，经多次侦察摸准了其特务队的活动规律后，一举将其打垮，并击毙临城特务头子渡边一郎。1945年5月，鲁南铁道大队在山里整训结束后出山，途经滕峄边山区的龙山头、大官庄宿营时，突然遭到滕县、临城等处日伪军2000余人的包围。当时铁道队不足百人，如不及时突围，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鸿仪政委让刘金山大队长、郑惕副政委带领大部队向西集、羊庄方向突围，自己亲率一个班占据制高点，掩护大部队突围，把敌人的大部分兵力吸引过来。当铁道队主力安全突围后，张政委冒着枪林弹雨撤退，不幸身负重伤而牺牲。噩耗传来，铁道队全体指战员无不为失去敬爱的政委而失声痛哭。张鸿仪同志牺牲后，副政委郑惕升任政委，他同大队长刘金山密切协作，率领这支英雄武装继续战斗在津浦线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驻枣庄一带的日军1000多人集结在临城，以等待时机携械逃离鲁南。几天后，临城的日军及家属乘一辆铁甲列车于夜间开出，准备南逃徐州。当铁甲车开到沙沟附近时，看到前面的铁路已被铁道队破坏，又试图退回临城。这时铁道队事先埋在铁轨底下的炸药拉响了，敌人的退路被截断。日军铁甲车在欲进不能、欲退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停下。铁道队马上将铁甲车包围起来。大队长刘金山写了一封命令日军向铁道队缴械投降的信，叫通讯员张书太送给铁甲车上的日军。日军头目回信说，交枪可以，但必须交给大太君，不能交给铁道队。这时他们已在铁甲车周围挖了工事，作好了抵抗准备。铁道队将这一情况向鲁南军区汇报后，张光中司令员命令刘金山、郑惕警告敌人，除了缴械投降，没有其他出路。刘金山到沙沟向铁甲车大队长太田义正词严地申明了我军立场。下午日军派人送信说，可以按我方提出的条件缴械投降。郑惕到姬庄与日军代表小林经过多次谈判交涉，终于使其低头认罪，同意交出武器。第二天，日军在距沙沟车站不远的一片开阔地里集合在起，以分队为单位向我铁道队交出了带来的武器弹药。在铁道线上与日军浴血奋战7年的铁道游击队，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站在敌人面前。这次日军共交出山炮两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130多挺、步枪1400多支、手枪数十箱、子弹百余箱。铁道队用20辆牛车把这些武器运送到军区司令部。第二天，铁道队在检查中发现，仍有不少武器被日军将零件拆开装进箱子藏了起来。于是就让日军沙沟站站长黑木去见太田，要他们把武器全部交出来，否则就要坚决消灭他们。但太田回话说：不见大太君，死也不交枪。铁道队只好再次向张司令员请示。张司令员听后同意让日军头目太田到沙沟站去见他。太田吓得哆哆嗦嗦地跟着铁道队通讯员到了沙沟，见到张司令员后连连鞠躬。张光中司令员严正地说："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交枪投降。交枪后，我们给你开路条，并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太田见张司令员说了话，只好同意彻底缴械。张司令员走后，太田问旁边的人："什么的太君?""鲁南军区司令!"太田马上伸出大拇指说："大大的太君!"这次又收缴了500多支步枪和手枪及大宗弹药。日军缴械投降后，拿着铁道队开的路条，惶惶如丧家之犬向徐州逃去。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铁道游击队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46年3月，鲁南铁道大队奉命撤销，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鲁南铁路局。中共鲁南津浦铁路工委副书记靳怀刚任局长，大队长刘金山任副局长，大队政委郑惕任特派员兼兖州段段长，副大队长工志胜任局工会主任。部分铁道队骨干转业地方，分别担任了津浦铁路兖徐段和临枣支线各火车站站长。鲁南铁道大队所属的3个长枪队和1个短枪队，大部分编入鲁南军区十九团特务二连，少部分编入铁路局警卫连。

　　1946年7月，国民党开始重点进攻山东。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集中大批兵力，向鲁南解放区大举进攻。为迟滞敌人北上，鲁南军区于8月又调集原鲁南铁道大队部分骨干，重新组建了由190余名队员组成的鲁南铁道大队，由刘金山任大队长，蒋得功任大队政委。新铁道游击队仍活动于津浦铁路鲁南段及峄县南部和枣庄周围地区，配合山东野战军破袭铁路，打击敌人，为鲁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新贡献。同年11月，因对敌斗争形势发生变化，鲁南铁道大队番号再次奉命撤销，部队改编为鲁南军区特务团二营。

　　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将永垂青史!

　　铁道游击队的传奇事迹将世代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