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于坚和滇越铁路之间，似乎冥冥中注定要相遇。儿时接送外婆，让他对火车产生了无限的情感。他十五岁坐上了滇越铁路的火车，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旅途；当他于1992年以纪录片的方式拍摄滇越铁路时，他将心中最美好的词都给了滇越铁路，“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铁路”、“那是天堂里的火车”。那个叫《来自1910年的列车》的纪录片已经找不到了，而那段旅途却给了于坚一生的怀想。当滇越铁路建成100年纪念的时候，于坚骄傲地发现，除了那些枯燥的资料外，关于滇越铁路的种种诗意说法，均来自于他的文字。

    一个少年的车站

    准确的时间已经被记忆磨灭。那时的于坚还是个少年。舅舅在个旧的工厂里工作，外婆经常去舅舅那里住。火车是那时最快的交通工具。某一天，少年于坚走进火车站，那是两层楼的法式建筑，外墙黄颜色，里面木结构的建筑物是绿色的；种满了花，像个花园一样。蒸汽机车停在不远的地方，红色的车轮，比当时的于坚还要高。巴黎大钟敲了几下，他的外婆，将坐上这样的列车，驶向远方。当时的他一定是怀着一种羡慕的心情。

    那时候的火车站在盘龙江边，老昆明人是肯定印象深刻的；那时候的金碧路，因为滇越铁路的开通，而具有浓郁的法国特色，路边种满了法国梧桐。“那时候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引进是用加法，而不是用减法。”于坚说。他的意思，加法就是既保持了中国的传统建筑，又增加了西式建筑，而不是因为要引进后者而去摧毁前者。十五岁那年，他终于坐上了滇越铁路上的火车，可惜旅途短了一点，只坐到宜良。而即使是这短短的旅途，也给于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的火车上是相当好玩的，火车上卖饭，米线用大碗装着，十碗米线装一盘子，工作人员抬着来卖。”那需要相当的水平，因为火车是开着的，一直晃呀晃。滇越铁路对于坚来说，是一种少年时代的情结。时至今日，他仍然告诉记者，“我这一辈子最喜欢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和火车。”人和事之间，总是需要机缘的。在这之后，于坚便经常到铁路上去拍照片，他拍齿轮、拍螺丝钉、拍车站。然而，于坚和滇越铁路之间的种种关系，才刚刚开始。

    “来自1910年的列车”

    1992年的某天，于坚到昆明一个影视公司去玩。刚好碰上对方要拍滇越铁路的纪录片，问于坚想不想拍？当时影视公司开出的条件是，“给台机器，没钱，由铁路局安排吃的。”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事，他答应了，并且约了四个朋友。“其实当时大家都觉得好玩，我们并没有想要通过这个东西来整个哪样。”于坚说。尽管是玩的心态，但于坚玩得郑重其事。他先去到北站（当时火车站已经从盘龙江边搬到了北站）找人采访，他问别人“这条铁路是谁修的”，得到的答案是：“帝国主义修的。”在北站的一个仓库里，他看到最早的蒸汽机车“反帝号”已经退休了，静静地躺在那里，落满了灰尘。于坚认为，“这个命名很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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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上火车，他们被安排坐在车头司机旁边，可以看司机是怎么开火车的。一站站坐过去，到了最后的站，一行人便下来，继续拍摄和采访。他印象最深刻的采访对象是当时已经106岁的老工人，从越南来中国修铁路，后来留在中国。“滇越铁路完全是在古董上走”，由于它是人工打造的，一锤一锤敲出来的，所以不可能修得很宽，“隧道刚刚可以够火车过，多年以后，很多植物长了出来，火车开过的时候，是扫着植物开过去的。弯道很急，坐在后面可以看到火车的前面。”

    “滇越铁路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铁路。”于坚说，他在火车上看蓝天白云，看瀑布流向山涧。他在感受着滇越铁路，感受它和人们的关系，“一到街天，一火车都是农副产品、鸡、鸭。农民赶街把铁路堵死了，火车汽笛响起，是叫赶集的农民让开，让火车通过。火车慢慢地开，背箩箩的农民慢慢地走，根本不管。”人们已经把火车当成了百货公司。这一路上，车一到站，迎面扑来的便是土特产和浓郁的民风民俗。“当地人甚至把自己做的饭拿上车来卖，你沿途可以感受不同人家的口味。”于坚的拍摄和采访并不仅仅局限于铁路。他们一行人去到苗族村寨采访，发现火车已经成了当地村民离不开的一部分；到了人字桥的时候，他们和守桥人住了一晚上。他们在那里狂欢了一个晚上。喝醉了，一个同行的朋友脱光了在铁路上跑，于坚在后面追。他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拍成了纪录片《来自1910年的列车》，花一个月的时间来剪辑，最后是五集，每集35分钟。然后，这部片子再也找不到了。后来，中央电视台来拍滇越铁路，用的名字也是《来自1910年的列车》。于坚无所谓地笑笑，“我不计较这个回报，只要是对滇越铁路有好处的，它传播得越广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