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历史开创未来

——访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全国人大环资委原主任委员曲格平

记者:我国环保事业的开端是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您能具体谈谈我国环保事业是如何起步的吗？

曲格平: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成立了一个16人组成的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我是其中一员，分管化工、石油、燃料等方面的工作。周总理经常提到环境保护的事，可我们都不了解环境保护，以为就是环境卫生、打扫垃圾。李先念同志是组长，他说总理提到好多次了，必须有人管这件事。当时16个人中能和环境保护沾点边儿的可能就是我了。
　　从那时起我就向有关方面请教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从介绍的情况中我发现，我们的问题还不少，所以经常把自己认为重要的情况给周总理写个简报。
　　实际上，周总理当时了解的情况比我多。当时日本有本书叫《公害列岛》，周总理讲起这本书，讲日本的情况，讲环境问题可以造成多大的危害，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中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去了解中国的情况，环境保护工作就是这样做起来的。
　　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中国派出了40余人的代表团，其中只有两个是真正从事环境工作的，我是其中一员。会议结束后，代表团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关于这个报告我出了一本书，叫《环境觉醒》。
　　我们的环境保护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了曲折又不平凡的发展。
　　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中国环保工作的第一炮是在北京打响的。上世纪70年代初，北京的饮用水来自官厅水库。当时一些群众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群众反映很强烈。意见反映到了国务院，周总理赶快让人调查。调查结果是官厅水库的水质不好。国家有关方面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组长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同志。万里同志敢抓敢管，对有关工厂怎么治理、怎么关停、排水达到什么标准，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国家投资来治理环境，是很宝贵的一段历史。

  记者:今年是《环评法》颁布10周年，您能谈谈我国环评事业的发展情况吗？
　　
  曲格平: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其中有一条规定的就是环评制度，中国环评立法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上世纪80年代，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里设立了环保局，后来改名叫国家环保局，之后又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从建设部中分离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逐渐认识到环评这个手段很有用，所以在这一条后面加上了“一票否决”。当时党中央、国务院正在全面整顿各种“一票否决”权，最后把环保的这一条留下了，因为我们的环境问题太严重了。
　　环评在我国处在什么位置？国家在法律上做出了规定，不符合环境要求的、危害比较大的，必须要听环评意见，所以环境影响评价就成为环境保护部门在环境管理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在环境保护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
　　现在的环评立法包括项目评价和规划评价两部分。《环评法》对国家的建设、对人民的安全、对国家长治久安来讲，都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只靠官员不行，需要有技术支撑部门，它要经过调查研究做出评估，然后才能够说项目行还是不行。技术支撑由谁来做？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承担了这个工作。
　　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提供技术支撑要特别谨慎，需要按照科学态度进行科学评估，要真正调查研究，真正从各方面说出项目行或不行的依据。现在环境保护部审批一个项目之前，需要先进行评估。这个过程需要一点时间，需要调查、各方面论证、查找资料。环评是很复杂的，项目对地质造成什么危害得听地质方面的意见，对农业方面的影响得听农业方面的意见。环境保护部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环评这个环节做得比较好，在全国影响都很大。我们国家发展都与《环评法》的贯彻执行有关系，今后还要强化。

　　记者:对目前的环境形势以及今后的环保工作，您有哪些看法？
　　曲格平: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当中常常提到环保，这说明国家对环保是相当重视的，现在环保工作的形势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面临的环境形势仍然严峻，城市环境问题很突出，自然生态的破坏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所以还需要坚持不懈奋斗下去。我从来都认为，当其他部门在庆祝各种计划完成的时候，环保界从来没有喝彩欢庆过，因为我们的任务始终都很艰巨。
　　环境影响评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环评法》规定的一些条款现在做得还不到位。环保可以行使“一票否决”权力，各级政府都得这么做，都得按照法律来办，靠一个人、靠一个部门解决不了问题。我们现在生活水平虽然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已经不是那么大了，可是我们的环境质量差距太大，所以一点都不能够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