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
 

　　若不是因为高考前大病一场，卢耀如可能就跟他的福建老乡陈景润一样，去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了。然而人生的选择，往往会遇到不可预期的“意外”。

 

　　“层岭攀越千峰过，隐穴惊看异洞春。”多年后，卢耀如成为了著名的岩溶地质学家，他写下的这句诗，是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科研实践的真实写照。

 

　　在工程科学领域叱咤风云，也许不能像数学家那样单纯享受“思维的乐趣”。然而，卢耀如却更加体会到追求和坚持科学真理的意义。因为，他肩负着更大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故事还要从他的青少年时代讲起。

 

　　1947年1月，卢耀如考入英杰辈出的福州私立鹤龄英华中学读高中。其间，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主任、著名空气动力学家沈元教授，因母病返榕，北平解放时未能返回清华，就在这所高中短暂任教。住在教员宿舍的沈元，经常去找同学们聊天，启发他们。沈元因卢耀如数理化好，不止一次对他说：“数论是科学世界的一顶皇冠，而哥德巴赫猜想是皇冠上耀眼的明珠。你敢不敢去摘取这颗明珠？”数理功课一直非常优异的卢耀如毫不犹豫，应答道：“敢！”

 

　　由于念的是春季班，卢耀如在1950年1月高中毕业时，必须等半年时间才能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当时全国刚刚解放，急需人才投入到各项社会工作中。高中时期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追求革命进步的卢耀如，经人介绍到福州市南台学联工作，打算待大学招生开始后再投考。

 

　　半年时间转眼而过，卢耀如向组织提出报考大学的意愿时，被认为是要脱离革命，批判他“个人主义”。介绍他去学联工作的一位同志替卢耀如说话，说卢耀如的功课很好，让他去学习也是为国家作贡献。几经周折，卢耀如的报考申请才得以批准。

 

　　7月份的福州酷暑难耐，卢耀如加紧复习已丢下半年的功课，每天熬夜到凌晨。由于生活困难，饿了也只能白饭就着咸菜充饥。不曾想，他在劳累中大病一场。

 

　　“发现痰里面有血丝，我以为得了肺病。”卢耀如当即联想到，半年前曾跟自己在一起的堂弟得了肺病大吐血。眼看就要考试，一下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卢耀如没有去看病，决定先支撑着身体完成考试，他浮肿着脸走进了考场。

 

　　“考完我就觉得不很理想。”卢耀如说，最终的成绩印证了他的感觉。报上发榜时，他得到“成绩尚可，但所填系科无法安插，需另填志愿”的通知。就这样，他与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数学系失之交臂。

 

 

　　再三思量，卢耀如决定先入清华园再作打算，于是在志愿表上填了“清华大学地质系”。

 

　　“我觉得地质系也不错，但还是想进去后再转系的。”卢耀如回忆，考试失利并没有让他彻底放弃从事数理科学研究的愿望。入校后，他首先修习为数学系学生开的微积分，又跟物理系的同学一起上课，认为这样才不至于掉队。

 

　　事实上，当时有一些地质系的同学不甘心学这个专业，作准备转系。一天，地质系主任找卢耀如谈话，告诉他国家需要搞地质的，让他带头放弃转系。

 

　　卢耀如只好安下心来，一头扎进地质学。不久之后，他在杂志上了解到地质学领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恰巧，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陈梁生是卢耀如的同乡。他告诉卢耀如，地质研究对水利工程非常重要，希望卢耀如往这个新方向发展。卢耀如回想起，高中时有位海外校友来学校作报告，提起美国在田纳西河搞水利工程，成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简称TVA（TennesseeValleyAuthority的缩写）。孙中山先生则曾经构想过修建中国的三峡，后来称之为“YVA”，也就是在扬子江三峡修建大坝。这自然离不开地质工作。

 

　　于是卢耀如为自己选择了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的专业方向，“为了水利学地质”。

 

　　1951年淮河发生大水灾，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淮河掀起水利建设高潮。1952年，卢耀如与其他同学一行四人，奔赴淮河实习。拿着地质工作“三大宝”罗盘、铁锤、放大镜，带上一张地形图，卢耀如开始了野外调查。

 

　　两个月的实习调查完成后，卢耀如第一次懂得了工程地质工作的内涵，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根据实习完成的调查报告《关于淮河大坡岭水库的工程地质调查的报告》，后来一直保存在中国地质资料馆内。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卢耀如随清华地质系并入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成为新成立的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第一届毕业生。因国家建设需要，卢耀如和他的同学们于1953年提前毕业。

 

 

　　大学毕业后，卢耀如被分配到地质部下属的一个工程地质室工作。当年11月，又安排他进入地质部东北工程地质队，奔赴冰天雪地的吉林浑江进行野外勘察。

 

　　1954年，地质部迎来了一批苏联专家，领导安排卢耀如跟随苏联工程地质专家学习。

 

　　“住着高档宾馆，到处参加宴会，出入都由汽车代步。”没过多久，卢耀如就感到，他对这种看上去“很风光”的学习很不适应，“这样浮在上面学不到什么东西，应当去野外实干锻炼”。

 

　　于是他主动提出，自己还是去野外调查，负责勘探并写出报告，再请苏联专家帮他指导修改。

 

　　当时，新安江正准备修建一个装机容量40万千瓦的水电站，由地质部负责勘探。卢耀如带着几位同事沿上下游踏勘填图，回答亟须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一，新安江库区是否存在寒武纪碳酸盐岩的喀斯特渗漏问题；第二，从水文工程地质条件角度对一级开发和梯级开发进行比较，给出最优方案。

 

　　经过几个月脚踏实地的调研，卢耀如给出了圆满的回答：新安江库区不存在喀斯特渗漏的大问题；一级高坝开发比梯级开发更有利。他的建议，经受住了工程实践的检验。

 

　　完成新安江的工作，卢耀如再次赶往淮河，先后负责白龟山水库、郏县水库的勘测任务。经历几次实践磨炼，他积累了丰富的水文地质工程勘察经验。

 

　　1956年，在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号召下，长江三峡水利（600116，股吧）工程的勘测设计掀起高潮。地质部随即组织一大批专家技术人员前往三峡勘探，在最初的名单中，已小有成就的卢耀如是其中一位。

 

　　然而不久之后的一天，领导突然通知他先不要去三峡了。原来，1954年建成的官厅水库，蓄水后不久便发生坝基渗漏，塌陷已达粘土心墙，发展下去将危及整个坝体。官厅作为当时新中国第一大水库，位于北京市上游，一旦大坝发生重大险情，20亿立方米的库水会对北京、天津造成威胁。

 

　　险情处理刻不容缓。地质部党组研究决定，让卢耀如负责查明渗漏、塌陷原因，为工程处理提供可靠依据。

 

　　卢耀如深知责任重大，汛期来临前必须解决问题。他与专项研究队的同事们一起日夜奋战，短短15天内调集到15部钻机，调查工作紧锣密鼓。为了查明粘土心墙渗水情况，必须进行打孔取样，打孔方位容不得半点闪失。卢耀如经过充分研究，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后，立下了军令状，确保万无一失。

 

　　很快，卢耀如得出调查结论，找出了发生渗漏的三个主要通道，及诱发坝基塌陷的机理，给出处理方案建议。刚刚走出校门3年的卢耀如，得到了众多地质学前辈的支持，临危受命的任务得以胜利完成。在喀斯特研究领域，他再一次交出满意答卷。

 

　　官厅水库的研究处理工作，为卢耀如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实践基础。1957年3月，卢耀如前往三峡，翻山越岭跑剖面，调查洞穴，观测水文地质动态，分析碳酸盐岩坝区的勘探成果。渐渐地“心里有了底”，正式负责起南津关碳酸盐岩坝区的勘测与研究工作。

 

　　工程研究中，专家间难免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常常也有争论。前苏联喀斯特专家索科洛夫，与卢耀如打过很多次交道，赞扬他在官厅的工作。然而在三峡喀斯特水文地质特征方面，两人有很多不同认识。

 

　　“索科洛夫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在石灰岩方面作过很多理论研究。但苏联在石灰岩地区建坝较少，他的工程经验还是不多。”卢耀如谈起他们的学术争论，“我很尊重他，但我认为不正确的看法，我一定会说出来。”

 

　　对此，当时有相关部门在内部文件上，“不点名”地批评卢耀如“不尊重苏联专家意见”。“那个时候这种说法很危险，弄不好就有可能被打成”右派“。”卢耀如说。

 

　　为了阐明自己的道理，卢耀如拿出扎实的勘探资料和研究数据，继续与索科洛夫讨论。几个回合下来，索科洛夫被说服了。

 

　　后来，索科洛夫在一次欢送宴会上跟大家说：“以后工程上的问题，可以找喀斯特卢，他在这方面懂得比我多，不必请我。”

 

　　这番话，在卢耀如看来是赞许，也是鞭策和鼓励。“喀斯特卢”的称谓，就这样渐渐流传开了。丰富的野外经验、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让年轻的卢耀如成为了中国喀斯特研究领域的青年骨干。

 

　　围绕岩溶展开的一系列科学研究、工程研究，成为他此后几十年科研工作的重点。在岩溶发育机理、岩溶水动力条件、岩溶作用过程、岩溶类型划分、岩溶工程地质条件、地质灾害、地质—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他都作出了探索性研究。

 

 

　　在卢耀如的学术理念里，地质科学研究一定要与工程建设紧密结合。然而，为工程建设服务的地质工作，坚持科学真理有时难免会与工程利益相抵牾。

 

　　“因为讲真话，吃了不少苦头。”卢耀如说他为了坚持自己真实的科学意见，工作中难免会遭到冷嘲热讽，甚至引来恶意。

 

　　上世纪80年代，卢耀如参与讨论黄河上一个水库地质勘探工作，据他调查研究发现，该水库右岸存在岩溶渗漏问题。然而，为了让工程赶紧批准上马，设计施工方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也不再邀请他参与相关工作的讨论研究。

 

　　后来的完工蓄水过程，证实卢耀如的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工程已造成不小的损失。

 

　　面对这种情况，卢耀如认为在学术上一定要秉持客观原则，“别人不同意，主要是因为对问题本身缺乏认识。因此更有义务讲清楚，采取措施，而不能回避”。如果是重大问题，他选择向上级忠实反映情况。

 

　　上世纪80年代初，卢耀如认识到三峡工程库区面临重要的地质环境问题，提出在三峡库区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1993年，他在一份写给上级主管部门的建议书中，又强调三峡工程的关键问题在于库区移民及保护地质生态环境；1997年三峡长江主航道截流时，他再次上书，强调上游石山地区的地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是三峡工程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近年来，因长江上下游多次发生地质灾害，很多人开始反思三峡工程。卢耀如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应该冷静一点，不要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应该作出全面仔细的利弊分析，从而进一步采取正确措施。”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卢耀如更加重视地质生态环境的研究。在他看来，工程建设中日益关注环境问题是件好事，但往往缺乏具体的科学分析。

 

　　“工程科学最需要慎重。”卢耀如提醒道，“现在有种错误的认识，说哪有不出事故的工程。这种赌博心理非常危险。”在他看来，对任何一项工程，都要作出科学的利弊分析，进行近期和远期的影响评价。

 

　　卢耀如坦陈，几十年的工作中他也留有遗憾。“对于有些重要工程对地质条件预测研究做得不够，而是灾害发生后才予以重视，未能尽早更有力地提出建议让工程上予以改正接送，这样就会给工程带来很大损失。”

 

　　搞了一辈子工程地质研究，卢耀如明白所有的工作都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更要尽到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