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岁的慈禧太后，在1888年闹出了一个很大的动静——居然在中南海里修了一条总长1510.4米的铁路。这条铁路，第一期从中海的瀛秀园门外修通到紫光阁、时应宫一带，称“紫光阁铁路”，第二期则继续向北延伸，穿福华门（中南海北门），入北海的阳泽门（北海西南门），再沿北海西岸北行至极乐世界转向东，又自龙泽亭以北，经阐福寺、浴兰轩、大西天、至终点站镜清斋，称“北海铁路”，全路统称“西苑铁路”。

 

　　此时，围绕着铁路建设，一场思想与利益的交锋正席卷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清官场。

 

　　直隶总督李鸿章在艰难地完成了津沽铁路后，计划向西延伸，把铁路修到京郊的通州（津通铁路），“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这下子等于捅了马蜂窝，以帝师翁同龢为首的一些京官终于逮住了机会，既能表现表现自己的爱国情怀，又能顺便给如日中天的李鸿章下绊脚、上眼药。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作为帝国核心的慈禧太后并不方便做任何表态，却匪夷所思地接受了李鸿章敬献的“西苑铁路”及6辆法国产车厢。“西苑铁路”完成时，正值铁路大讨论最为激烈之际，慈禧太后却每天乘坐火车，往返于寝宫、膳所及办公地。虽然这列火车并没有蒸汽机车牵引，“每车以内监四人贯绳曳之”，但官员们都明白，这正是最高核心的特殊表态。

 

　　慈禧太后还接受了李鸿章的另一个建议：将铁路建设的大讨论，从中央部委扩大到全国各省的督抚们，要求他们“各抒所见迅速复奏”。同为地方主政官员，李鸿章很清楚各地督抚为了发展经济，获取良好的政绩，绝对是赞同修建铁路的。老李与他们的最大不同在于，他总是不惮于做弄潮儿、喝头口水，而他们则更多地明哲保身、从不出头。以中央的名义组织大讨论，就能有效地让这些闷声不响捡现成的大员们表态，从而缓解集中在他老李一人头上的压力，将自己与翁同龢之间的博弈，转变为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清流派之间的政争。

 

　　让反对意见充分表达出来，并且尽量不予以正面打击，这是晚清改革中的基本套路。几乎各项可能产生争议的政策，都是先行在高级干部中征求意见，广泛讨论，可以畅所欲言，不会出现扣帽子、打棍子的情况。这样一种“官场内部民主”，的确令不同的意见得到了表达的机会，并且形成争鸣。这种大讨论虽然令反对意见甚嚣尘上，但往往在最后保障了政策的推行：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的制度化宣泄，令官僚机器这台“锅炉”适时释放了压力，这不仅完善了改革措施，而且也堵上反对意见的地下通道，大大减少了出于私心、沽名钓誉者的活动空间，也为改革者提供了公开辩护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及时挤脓包”的办法。

 

　　在这样的一个沟通过程中，最高领导核心总是尽量保持中立的角色，既能技巧地减少和化解了反对者的阻挠，又从反对者的充分表达中汲取营养，完善改革方案，更从不同派系的博弈中，来了解和掌控改革的力度、分寸，从而可以尽可能多地团结“左”与“右”两方面的干部。

 

　　果然，讨论的范围扩大后，地方督抚们一概全力赞成修建铁路，并且推动着大讨论的主题由“是否修建铁路”转变为“先行修建哪一条铁路”，各省督抚们争得不亦乐乎。

 

　　不久，中央就明确宣布铁路为“自强要策”，接连批准了包括津通铁路在内的多条铁路的建设，而过足了表达瘾的反对者们，也心满意足地闭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