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前日，深圳市发改委正式发出公告，将在9月16日正式举行城市轨道交通票价听证会。多名市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担心这是地铁将“被涨价”的信号。

　　市民产生这样的担忧，当然是基于以往的社会生活经验。实际上，在7月的一次人大调研中，地铁公司董事长黄瑞就曾经表示，2012-2016年预计地铁折旧和利息亏损额约220亿元，希望地铁能推行弹性票价机制，以补贴亏损。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也是“逢听必涨”模式的第一个环节———公司叫苦，亏损太多，要求“调价”，其实就是涨价。

　　接下来，应该就是听证会上由政府邀请的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部门代表以及经营者代表一边倒地支持涨价，如果工作到位的话，多数市民代表也会赞同涨价。这样的表演模式每年都在中国的各个城市上演，而且屡有“奇迹”出现。比如2009年9月26日的广州市自来水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上，令人惊讶地出现“一面倒”的情形———35个听证代表中，有33名赞成自来水涨价，对于代表们如此高的一致性，连时任广州市物价局局长沈志超都连连表示“想不到”。

　　“奇迹”接连不断地发生，结果有两个：从公司方面而言，某些垄断行业和垄断公司得以延续高福利低效率的运作模式，缺乏通过创新和持续减少成本来加速发展的动力，甚至对“逢听必涨”模式带来的利润很上瘾。从政府方面而言，本来好好的一个听证会制度，在遍布“潜规则”和“诈术”的体制之下，变成了一个透支公信力的怪兽，普通市民对听证会制度极其失望，对政府也充满了不信任，这是比亏损和盈利严重得多的问题。

　　地铁票价听证的结果是“涨”还是“跌”固然很重要，如何对政府公信力的急剧下降加以止损，乃至帮助其回升到正常状态，恐怕对于主政者和市民而言是最关键的事情。

　　就以地铁票价听证为例，笔者结合国内外诸多例子来看，相信地铁公司确实存在亏损的可能。但是，是不是亏损之后就必须调价呢？也不一定。除了调价之外，至少还有增加财政支持这一条路可走。不过，前提是必须弄清楚以下多个问题：地铁公司员工的福利状况到底是高还是低？地铁相关物业的盈利状况如何？会不会和某些大型国企一样，炼油环节亏损就伸手要补贴要涨价，开采和销售环节大赚特赚却一声不吭，吝于分红？市民要求地铁公司先“晒账本”，当然是合理要求，笔者很难想象，如果不晒账本，怎么能够理直气壮地要求调价呢？如果连账本都没看，某些代表就敢对涨价投赞成票，岂不是把有关部门最后一点公信力都涤荡干净了吗？

　　2009年9月，深圳出租车调价方案出台，大部分市民一般打的都在2公里到25公里这一区间，仅能享受1角钱的优惠，这样的恶作剧所造成的消极后果至今还在网络上扩散。深圳地铁票价听证万不可做这样的负面典型。

　　政府提升公信力的途径很多，就前述新闻的延伸来看，因为涉及财政支出增加的问题，就需要增加预算，这就势必增加纳税人负担。政府出于增加公信力的目的，可否公开所有财政预算？可否大力压缩“三公”消费？从而力保预算总金额不突破，但是地铁公司也能维持正常运转。市民事无小事，公共交通工具的正常运转比领导屁股底下豪华轿车的飞奔当然重要得多，也紧迫得多。政府学会过紧日子，或者说过正常的日子，公仆把所花的每一分钱都向纳税人说清楚，这同样是提升公信力的途径之一。

　　如果地铁公司真能做到“晒账本”，而且账本里面的数据清清楚楚，确实亏损严重；如果政府愿意“晒账本”，压缩开支，以谦卑态度取信于民，那么，深圳人当然乐于以恰当方式缓解地铁公司的困境，比如同意调价，比如呼吁人大代表通过增加预算的决议。问题的最关键之处在于，有关部门以及地铁公司有多少诚意愿意以实际行动挽回正在急速丧失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