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你在2011年文章中提出，中国高铁走出去，为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提供交通基础设施，这将是中国崛起的具体路径。为什么这么说？

 

　　高柏：这个问题，只要与美国如何主导世界体系进行一下比较就明白了。一般谈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除了军事实力外，主要在三个方面——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它在各种国际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它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地位。这三个方面是美国全球领导力的重要支柱。美国在二战后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领导大国，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国际机构——北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把世界资本主义大国联系起来，建立起一个反映这些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向西开放和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也将在这三个方面帮助中国确立国际领导地位。现在，由于“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大战略，中国在这三个方面都已经开始取得进展。

 

　　玛雅：除了“高铁外交”以外，还有哪些突出进展？

 

　　高柏：首先，为了给高铁建设融资，中国推动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国际金融制度。包括金砖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丝绸之路基金等，以后还会建立更多，比如正在推进的上合组织银行。这些金融机构将成为亚太地区、欧亚大陆，以及非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急需的流动性的重要提供者。

 

　　向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是一个国家成为经济大国的标志。过去中国有了外汇储备全买了美国国债，如今中国把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拿出来，用于为出口高铁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这表明中国正在作为一个国际事务的领导者以自己希望的方式重新塑造世界经济的新版图。以对外投资的形式为世界经济直接提供流动性，大大加强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中国现在推动建立的国际金融机构必将为中国将来在国际金融体系里的地位，以及推动建立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中国为了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已经着眼于各种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建设。中俄之间的紧密合作，金砖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上合组织的强化和计划中的扩员，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的提出，中国和东盟贸易自由化第二阶段，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机制，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合作机制，等等，无一不是为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

 

　　美国高盛集团2007年发布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预测：到2050年，上世纪70年代成立的、由当时世界前七大资本主义经济体组成的七国集团的成员国中，美国将是唯一一个仍然可以保住世界前七大经济体地位的国家。2050年世界前七大经济体将是中国、美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

 

　　玛雅：假设高盛这个预测成为现实，对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

 

　　高柏：中国在为出口高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而建立相关国际合作机制的过程中，已经并将进一步建立与未来的世界大国更为紧密的联系。中国与俄罗斯已宣布要建设北京-莫斯科高铁；中国与印度已经达成协议，由中国为印度的一条高铁线路进行可行性研究；中国与泰国已经就建设铁路事宜达成协议；中国在中东欧也在参与高铁的建设；中国与巴西和秘鲁也达成协议，建设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也将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框架中加强联系，发展进一步的合作关系。由此可见，高铁“走出去”不仅与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的制度建设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与那些未来最重要的经济体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并且用制度的形式把这些关系固定下来。

 

　　最后，高铁走出去也代表着一个更广大范围的中国对外投资的趋势。据报道，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涉及中国在巴基斯坦440亿美元的投资。中国在印度也计划投资200亿美元。可以预料，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备，中国的对外投资将会更集中在铁路线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这不仅将形成中国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也将带动这些国家共同发展。

 

　　玛雅：奥巴马在2015年国情咨文中说，中国希望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制定规则，美国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应该由美国来制定规则。显然，美国已经感受到这方面来自中国的压力。

 

　　高柏：中国正在为这个地区制定规则，只不过目前是在不涉及美国的领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个例子，10+6自贸区是另外一个例子。10+6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将成为与TPP共同存在的一个贸易规则。美国可能能够阻止中国主导制定涉及美国的国际规则，但是要阻止中国推动制定不涉及美国的国际规则会比较困难。比如这次美国阻止几个国家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中期来看这些国家早晚会加入，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在这个重要的地区机制中被自我排除在外。在未来，许多不涉及美国的国际规则可能变得日益重要，欧亚大陆的许多国际规则很可能都属于这种。只要全球化不发生逆转，只要世界不爆发大的战争，在欧亚大陆对外开放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必然有更多的经济增长机会。因为在全球化的状态下，资本的资源配置必然以全球为规模来进行，任何一个参与全球生产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必然具有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回到你的问题，为什么中国高铁走出去，为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提供交通基础设施，将是中国崛起的具体路径？中国崛起体现在什么方面，我认为以上这三个方面就代表着中国的崛起。其实根本不用等到欧亚大陆经济彻底整合那天，中美之间就会改变目前这种不断争斗的状态，因为实力对比已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转变，而且这个转变可能还会加速。可以预期，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发展，最终将使美国认识到，把中国排除在环太平洋经济圈以外是个大错误，从而促使美国与中国达成妥协，将APEC作为未来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的平台。

 

 

　　玛雅：习近平在APEC会上说，“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你认为，当今世界什么是大格局、大智慧？

 

　　高柏：先说什么是大时代。在我看来，这个大时代的本质特征在于，二战后确立的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进入一个深刻的转折期。其标志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批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崛起，而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日本的实力下降较快。同时，伊斯兰世界的扩张、恐怖主义的出现、文明冲突日益明显，这些都要求对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作出大的调整。但是目前的局面是，西方各国不愿意失去他们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而其盟主美国迄今为止还想依靠在冷战时期的盟友，来应对新兴国家崛起带来的挑战。这就必然迫使新兴国家另辟蹊径。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何处去，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大时代面临的根本课题。

 

　　那么在这个时代什么是大格局？我理解的大格局就是在目前的时代条件下，为实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转变而作出制度性的安排。

 

　　在中国目前的话语里，关于大格局经常听到两种不同的表述。第一个是所谓新型大国关系。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最狭义的理解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与现有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也就是中美关系。比较广义的理解是，新型大国关系不光是中美关系，也包括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比如到2050年七国集团中那几个发展中大国。通过与这些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中国将建立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同时将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中国关于大格局的第二个表述，是经常挂在嘴上的多极世界。这个“多极世界”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概念，用的不好可能会把中国引向歧途。如果多极世界是作为对目前国际体系中美国的领导力已经失灵这个现状的描述，这可以，因为它是一个客观事实。但要是作为一个中国认定的理想状态去追求，那可不是什么大格局和大智慧，其结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玛雅：为什么？

 

　　高柏：我看了许多关于冷战起源的书，发现大国在看待国际秩序时是持一个世界的观点还是两个世界的观点，对世界的命运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二战期间，罗斯福对战后设想的基本框架一直是一个世界。尽管丘吉尔为了英国的利益竭尽全力挑拨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罗斯福始终不为所动，坚信自己可以与斯大林合作。美国与苏联的合作是他设想的战后世界秩序的出发点。杜鲁门接任总统后，两个世界的观点，即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观点，逐渐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如果说乔治?凯南还只是把苏联当成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威胁，到了保罗?尼采就走到了极端，主张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计代价地对抗共产主义。这种世界观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主导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其结果不论是对世界还是对美国本身都有十分深刻的负面影响。

 

　　玛雅：对中国来说，这段历史有什么现实意义？

 

　　高柏：中国如果在国际上积极主张多极，就意味着把这个世界分成至少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为首的另一个阵营。这必然意味着各极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中国有实力与美国主导的联盟对抗吗？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国更替，中国综合国力的绝对增长与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下降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美国只是在经济实力方面相对下降，在军事方面以及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方面，中国与美国还相差甚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讲多极、讲对抗，并不明智。退一步说，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变成多极了，中国能控制得了局面吗？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之所以有今天是怎么来的。正是由毛时代的多极与对抗转变为邓时代的加入一极与合作，实行改革开放，加入全球生产分工和自由贸易，中国才有了今天的国力。

 

　　玛雅：照你这么说，中国今天不应该讲多极？

 

　　高柏：中国可以讲多极，但应该是作为谈判或者对冲的筹码。如果美国主导的一极要把中国排除在外，那中国就被逼上梁山搞多极。但如果把多极当作自己的目标去追求，就会像当年冷战时期一样，把世界引向冲突和对抗。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重要任务是，不仅不让自己走向对抗，还要通过对冲战略，尽快让美国也从冷战的遗产中走出来，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共同构建符合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实力对比的治理架构。

 

　　玛雅：这是一个大课题，需要真正的大智慧。

 

　　高柏：什么是大智慧？在我看来，对中国而言，真正的大智慧就是依靠动态的对冲战略处理新型大国关系，在一个正在出现多极趋势的世界格局中以多极为谈判筹码和对冲手段，力争维持一个统一的国际秩序，在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自由贸易的过程中，确立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与国力相应的领导地位。这意味着中国以一国之力，利用自己特殊的战略地理优势，在亚太地区和欧亚大陆同时推动自由贸易；利用两者之间的战略对冲，逐渐建立一个能够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必须发挥领导力，促进欧亚大陆的自由贸易，同时推动美国走出冷战思维，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文章内容有删减）
 

　　高柏 西南交大中国高铁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玛雅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主笔